在一片长满灌木的山坡的南边，挨着山道有一棵不大不小的老树，一个雨夜被雷火给劈了。伤残的老干在挣扎了两年之后，终于枯死了。这段景象从童年到青年不断出现在我的梦里。经人点拨，我相信这树是我的前身。
    我生辰八字中有三个木、两个土、两个金、一个水，缺火。据相士说这八字晦涩不明朗，或为乞丐或成财主。命中多木的人心灵手巧，能文不武，并说这命相做五金活儿好。我说我正摆弄着一把小刀子，那瞎子说：有吃的。后来，又遇一个相士，他仔细掐了八字，要我凑近他，摸了摸我的脸，因为他也是瞎子。突然间他大声说话，像发表申明，说我是文学之士，这辈子他才发现两个，日后在文坛有大名声，为了表示此言铁板钉钉，他起身向我作揖并谢绝礼金。我那时正读着《约翰·克利斯朵夫》，听了自然开心兴奋。
    相士有时胡言乱语，自不必当真。但五行有缺失的人，一般都命运多舛，或性情古怪，却好像不假。每有朋友说我不易接近，起先不理解，像我这样平易近人如老媪、乐天开朗的人，如何给人有距离感。后来细细检讨，才发现自己有择人说话的毛病，不是与所有的人都能相处的。于是我断定，凡与我交好的，他八字必须有火，问过几个朋友都无例外。而这于异性好像更敏感，如果八字不谐，不管多漂亮，生理没有反应。
    我读书上学的时候是个好学生，数比文好，只是偶尔会患口吃，不敢举手发言。我与同学关系不坏，曾经有拉帮当头的威信。只有一回被老师叫到教务处，有一个穿蓝衫细高个的女教师瞄了我一眼，对同事说：“一看就不是好东西！”这话困扰了我半辈子，不是因为受了侮辱，是它提醒我的长相不顺眼。我因此自卑直到50岁，明白没有机会再去追女孩子了，才抬眼自然了起来。
    16岁那年，一场国家的劫难席卷整个大地。不久我就发现很奇怪：几乎所有的人都衷心追随并捍卫着一个伟人，却分帮结派然后大打出手。我觉得太无聊也太残酷，就躲进图书馆翻阅文史类的书籍。有一天查阅《辞源》，一条“红羊劫”的词目闯入眼球，纸上赫然写着：“红羊劫指国难。古人迷信，以丙午、丁未是国家发生灾祸的年份……”云云。而1966年正是丙午，这好像不是巧合，分明是国家的“八字”！此后我更加发疯似地读各种允许借阅的书，甚至包括养蜂及园林科技的书，但好景不长，图书馆还是关门了。
    重新拾起毛笔临帖、作画，实在是精力旺盛而又无事可做的最末等的选择。因此还总与父亲怄气，父亲要我参加运动，不能居家当逍遥派。他早年加入国民党，后来自然不得志，但他希望孩子要跟紧形势，有一句“识时务者为俊杰”的话挂在嘴边训人。我笑话他糊涂，窃以屈原的典故自号“醒斋”，后来还求陈子奋先生以此刻印，先生说了，“孩子家清醒的，不必自标榜。”醒斋从此灰溜溜作罢。
    为了书画，我径自登门拜访福州最好的几个书画家，起初他们谨慎应酬我，后来经过考验或测试，才都接纳了我。此间有三位老师影响我至深：一位影响我人生观的老师名谢义耕，一位提高我文字能力的老师名何敦仁，而指导我学艺方向的老师是陈子奋。多年之后，我在福州办了个人书画展，此时三位老人都已谢世，我在展览前言里套用当时一句颇流行的话说：“假如没有这三位老师，也许我至今还在黑暗中摸索……”现在想来，因为有那场“史无前例”，我才会读到“红羊劫”，才会“醒斋”，才会学艺遇明师。如果按正常步骤，即使鬼使神差地进了某所著名艺术院校，我估计也未必会学到什么。看看潘天寿当年的研究生，如今不还在摸索吗？当然，所有这些更非相士掐“八字”可以算出来的。
    “史无前例”结束后的第20年，我迁居北京，在遇到第一场大雪的时候，我忽然记起子奋先生30年前劝我的话，他说学艺不妙，搞不好将来要饿死在雪地上。我当时暗笑，福州从来没有见到天地白茫茫的时候。现在我走进花园的大院子，迎着大片大片扑面的雪花，用脚踏出自己的路，并没有感觉饿。我对身旁的茜茜说，我平生怕雷，却异常喜欢雪，因为雪与雷，字相似而永远没有联系。茜茜不明白我说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