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随南下的父母在云南、四川长大的。我清楚的记得上幼儿园时就喜欢写写画画，为此还惹了不小的麻烦。那是在妈妈上班的办公楼里，放着几支氧气瓶，我便把它当作敌人的炮弹，随手在上面画了青天白日徽，这下可引起了当地公安、保卫部门的恐慌， 以为台湾特务在大陆搞策反宣传，便暗中调查，没有迹象，才怀疑是孩子所为，问到了我，我还很自豪地承认了。此事使得当地的领导虚惊了一场，六岁的我立即被保卫干部找去教导了一番，母亲也因对子女教育不严挨了批评，便把我送到部队，由父亲对我严加管教，可战士们却喜欢我在部队大院里随处留下的大炮、汽车、机关枪、红五星、红军旗等图画，还夸我画的好，画得象，说将来一定能成大画家，我当时心里想，画画是女孩作的事，才不当画家呢，男孩要当解放军，当大官。到了上小学，让我最讨厌的就是一个生字写一排的语文作业，记得有一年暑假即将结束，母亲检查暑假作业时发现每天一页的毛笔大字竟一页也没写，便把我关在她的办公室里“反省”，我便从书包里找出一支破毛笔，蘸着办公桌上的蓝墨水三下二下完成了这份作业，母亲见后又好气又好笑，无奈带着我向老师求情，老师不仅没有批评我，却表扬我字写的不错，说是不象孩子写的字，当时我并没在乎老师的表扬，只是暗中庆幸终于混过了这一关。这些记忆最深的事，今天回想起来，都与书法有“嫌疑”，这是否就是我今天热爱书法的“潜伏期”不得而知。
到重庆上中学时，正赶上批林批孔，虽成绩平平，但写得一手好字，的确让老师和同学都羡慕不已，学校抄大字报，办墙报都少不了我。有一次，我帮同学抄写的大字报贴出去不久，校方立即开会研究这张大字报的后台，事后才得知，校方分析大字报的字是成人所写而怀疑有幕后。高中临毕业前，语文老师将我写的两张毛笔字送到市里参加了中学生美术作品展，更使我沾沾自喜。在下乡接受再教育期间，也是这一手好字，不知使我躲过了多少次又累又脏的体力劳动，当地的贫下中农即羡慕又妒嫉。十九岁那年“开后门”当了兵，又是这手好字，第二年就当了文书，又借调到部队机关从事宣传工作，免去了在基层连队摸、爬、滚、打的艰苦训练。回到地方后，结识了当地一些书家，正赶上全国书法热，跑了许多地方，看了很多展览，开阔了眼界，方知一手好字与书法艺术之间的根本区别和内在联系，从这时起，才真正走上研习书法艺术的道路。
在对前人书法的学习上，我和大多数学书者一样，颜楷打基础，二王、宋四家以及明清诸家作为行书学习的主脉，但更关注近、现代有成就书家书作，从中提取成功的信息。在，临习古人的作品上，我从来不敢把它们学的太深，太真，那样反而会成为一种负担，这并不妨碍我对古代优秀法帖的广泛吸吮，但决不过多的留念，始终保持若即若离的状态，一旦有了新的感受，就立刻记录下来。因此，我大都采用临摹—创作—临摹这种模式，力争使每幅作品都有新的面目。我以为，学书如登山，永远作攀登者，不要上到山顶，到了顶峰则意味着艺术生命的完结。攀登的感觉最好。
至于篆刻，我是从一角四分钱一本的《怎样刻印章》的小册子入门的，先学会基本的刀法，又临了些前人的印，平时多看各类印谱，有感而作，用铅笔在石面上大致画上印文，边刻边改，随刀随石应变，反复修改、制作，享受其中乐趣，我刻的印满意者不多，大都自用，故从不敢轻易为他人治印。
以上自白，仅供参考。尤其初学者切不可生搬硬套，以免贻误终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