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与当代书人的虚假站位 梁培先
所谓传统，对于今天的人来说，其实质不是我们梦想的某个混沌的乌托邦，而是具体落实到我们认识与行动之中的传统。换句话说，传统不是我们心中回溯的某种理想的期待，而是存在于或者潜藏于我们价值观和具体行动中的某些信念和行为模式。每个时代在对前代遗存、在对传统的解释过程中，其切入的角度都不可能是全方位的。人们总是基于当下的需要和价值取向来选择进入传统的角度。
我们可以借用阿丹姆森历史学中关于“历史记忆”的理论来分析这个问题。我的观点是：传统是一种作用效果，是一种解读方式。它的存在并不完全取决于曾经的历史事实，更取决于人们如何构建、叙述和批判，取决于人们当下的理念、利益与期待。传统是以历史记忆的形式绵延在每一个人的理念中、思维中、行动中。其具体形式有三种，即实录记忆、认识记忆、批评记忆。
所谓实录记忆指，传统是客观存在的过去，在过去与现在的时间链条中，人们以有意识或无意识的形式重复着历史中出现过的思想、理念、行为模式。“非旧无以守，非新无以进”（严复），实录记忆即是“守”的部分。而且为了扩大这些实录的内容，记忆者往往还会努力挖掘传统中确实存在过的社会文化事实，并尽力使之得以保存。国学研究与整理以及历史、考古等行当在现代社会中的存在价值就在于此，它们的目的是把这种应该被实录的东西挖掘出来，唤醒人们对于历史已经遗忘的记忆。
对于认识记忆来说，传统是通过释义来把握的。传统的真实生存不在历史中，也不在书本中，而在当下的文化现实中。套用克罗齐“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的话说，就是一切传统都是当下的传统。传统只有成为当下才有意义。这种记忆并不在乎能从历史的残编断简中读出些什么关于传统的叙述，而在乎历史的叙述如何转换成当下的文化形式，因而，这种记忆实际上是记忆与反记忆、记忆与遗忘的集合，是一种有所选择的记忆。人们一方面需要在对传统的记忆中寻找文化身份的认同，另一方面，对于一些不认同的记忆又往往会当作羁绊加以剔除（如三叩九拜的君臣礼仪），以保证当下人们认为的最有价值的传统得以延续。可以说，无论在任何社会里，这种记忆形式都是传统最主要的存在方式。所不同者只是认同记忆与非认同记忆所占比例的差异而已。
第三种批判记忆寻找的是与前两者有所区别的“不同”之音。批判记忆绝不排斥追寻“真实历史”和对传统更好解释的合理性，但是它的目的更在于进一步追问被那些认为是绝对正确的、或占统治地位的传统记忆所遮蔽的“异在”的传统。这种“异在”的传统经常处在边缘的、被压抑的状态，对这种传统的揭示与阐释往往因与主流记忆的强烈对比而显示出与众不同的批判意识和求变意识。
应当说，以上的分析还是静态的。在具体文化人群中，三者之间绝不是相互孤立。毋宁说，一个完整的传统的存活方式就是这三种记忆的交织，就是这三种记忆在当下的彼此抗争。它存在于整个社会文化的有机体里，也存在于每一个人的文化认知之中。因此，所谓保守、激进、折中的区别绝不在于人们对于这三种记忆的分别持有，而在于这三种记忆在每个人文化认知结构中地位的差异，在于哪种记忆占据了个体文化认知结构的核心位置。而且，即使最保守的人，他的历史记忆中也会有批判记忆的成分；即使最激进的人，他的历史记忆中也会有实录记忆的成分。完全生活在实录记忆之中，或完全生活在认识记忆或批判记忆中的文化个体是不存在的。由此，我们可得出这样的结论：传统是一个动态的文化景观和文化结构，随时随地地处在一个变易的状态。它本身就是我们当下文化生活的一个部分，充斥于当下文化生活的每一个角落，并与当下文化的融合、冲突、变异息息相关。同时，它凝结在当下每一个人的思想行为之中，关于传统的认知结构就是每个人的文化认知结构不可或缺的一个部分。
罗素曾经开玩笑说：黑格尔对“三”这个数字有着特别的爱好。依我看，中国人对“三”的喜好一点也不亚于黑格尔。我指的是当下书坛的关于保守、激进、折中的这种“凡有人群处，必分左中右”的站位，以及类似的流派划分。
这种站位不仅有拉山头之嫌，更重要的是它混淆了真正的问题。它的理论基础是把传统当作一个“死物”，一个可以分割获取的对象。以分割获取的多少或“部位”的差别来决定人群的分类。因此，它把具体复杂的人简单化了，从根本上抹杀了每一个当代书人对关于传统的三种历史记忆的实际持有，以单一的记忆形式强加给书人，进行生硬的排队，这是强奸民意。
先说所谓的传统派。
从文化心理的角度上讲，人们对于传统的认同说到底无非是在寻找“我是谁”、“我从哪里来”的问题解答。人总是要在文化群体的认同中才能找到自我文化身份的确认、找到安全感的。所以，人们对于传统的认同往往情感的成分多于理智。当代书坛那些所谓的“传统”捍卫者大多不是因为对于传统有多深的理解和洞察，而是害怕失去传统的身份保证、失去安全感。但是，如果他们捍卫的只是一个惰性的、没有忘却能力的文化记忆，那么，这就是一种为历史所羁绊、缺乏未来展望能力的文化“恋母情结”。即使是出于对传统的长期浸淫而导致的实录记忆的过于“肿胀”，也不能说，这些人在对自己传统的态度是理智的，当下有不少国学大师在谈论文化、谈论传统的时候暴露出来的一些基本观念上的无知就说明了这一点（比如有国学大师认为中国古人倡导的“天人合一”的观念蕴涵着环境保护的现代意识，就颇令人瞠目结舌、大跌眼镜）。退一万步，纵然实录记忆占据了一些人的绝大部分头脑，但如果这些实录记忆大多只是个人的、绝学性质的，很难与公共的实录记忆发生关系，它也是经不起时间侵蚀的，必将无法被当下所保存，更谈不上表现为具有文化艺术价值的集体性的思想、行为。
其次是那些“激进们”。
对于那些批判记忆“特别发达”的书坛“激进们”，他们首先要考虑的问题恐怕不是如何 “与国际接轨”，而应当是如何使自己的批判记忆更加具体化。因为，离开了具体的文化传统记忆，批判将沦为与风车作战，中国书法的现代演变史中不会有这样的坐标。我要特别提醒那些追随日本现代书法的所谓“现代派们”，只须追问一下自己的内心深处有没有一些关于传统书法的实录记忆、认识记忆，一个人是否能够完全遗忘自己内心关于传统的实录记忆、认识记忆，是否自己真的“一门心思”“爱上”了日本的现代书法，就很容易发觉，“与国际接轨”问题原本是一个与艺术真诚有关的问题，而与传统无涉。
最后我想说说那些打着“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创新”旗号的“折中派们”。
他们对于传统的认知貌似合理，实则混乱不堪。他们习惯于把传统对象化为某个需要下工夫勘探的宝藏，并在理论上确立起能够把这些宝藏彻底挖掘出来的自信与可能。然而，对于什么才是传统的宝藏的界定，他们却不是通过关于传统的实录记忆、认识记忆来确认，而是通过“正统观念”、“正统权威”这些权力结构和意识形态来控制的。也就是说，他们往往先入为主地确立起某个先验的关于书法传统的认知结构，再以断章取义的方式任意宰割书法传统的实录记忆、认识记忆，以附会、曲解的手段证明这个认知结构的合法性，通过强权的形式推行这种认知结构。这种“传统”的认知观最有代表性的就是建立在价值叠加的、后代胜前代的艺术进化论之上的“新古典主义”（关于“新古典主义”与艺术进化论的关系，请详见我的另一篇文章《学术救赎与“元观念”批判》）。人类的历史就是不断解决问题的历史。从这种意义上讲，传统就是前人给定的命运，就是前人走过路径的继续；所谓在传统的基础上出新，就是面对命运的应变能力，就是解决书法在当代所遭遇的问题,实现这门艺术的价值最大化。我觉得，这应是传统对于当代书人提出的最大的问题。在这一重大问题面前，所有人为的虚假站位都应当被打碎。每一个书人都有权力来决定自己的回答方式。这一权力是天赋的，它本来就不属于任何一个山头。
来源：书法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