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书法艺术源远流长。汉字之兴，肇自新石器时代，徵诸殷商甲骨文字、彝铭文字之美备，至今当有四千年以上的历史。文字形质时代之需，由古籀而篆隶，而草、而楷、而行，递相演进；书法艺术亦随着汉字的发展不断推移，由点画、结构、体势、风格、意境、神彩的争奇斗艳，繁衍出新，其洋洋大观，真可谓星汉烂漫。而明代书家对拟古剽剥的有力批判、对优良传统的可贵继承以及对新奇书风的艰苦探索和艺术天趣的强烈追求，更使明代书法成为烂漫星汉中的一颗璀灿明珠。
其时，有“回归”魏晋、唐宋之超越，有个性解放、大破“古法”之创新。这种历史之“回归”其貌为复古“逆退”，其质为文化“反思”，一方面是古老艺术文化之“回归”，一方面是传统思想文化之“反叛”。“回归”与“反叛”，两大情结紧紧扭合在一起，冲破帖学与碑学的夹缝，“带动社会和文化奋然前行”。这一中国社会进入近现代社会过程中出现的奇异景观，使明清书法在中国书法艺术史上成功地树起了又一座丰碑。
（一）帖学鼎盛刻帖兴起方驾魏晋唐宋
明朝各代皇帝，均喜好收藏古人书画墨迹，临习“二王”，且科举取仕重书法。故帖学大兴。其时盛况正如《书林藻鉴》云：“成祖好文喜书，尝诏求四方善书之士以写外制，双诏简其尤善者于翰林写内制。凡写内制者，皆授中书舍人。复选舍人二十八人专习羲献书，使黄淮领之，且出秘府所藏古名人法书，俾有暇益进所能。故于时帖学最盛”、“夫上有好者，下必甚焉，明之诸帝既并重帖学，宜士大夫之咸究心于此也。帖学大行，故明人类能行草，虽绝不知名者，亦有可观。简牍之美，几越唐宋。”明之诸帝，除极重帖学外，私家刻帖也十分活跃，如《书学史》云：“明代帖学既大行，故法帖之传刻亦盛。”其著者，据《书学史》与《书林藻鉴》著述所考，有常性翻刻《淳化阁帖》于泉洲曰《泉洲帖》、周宪王所刻《东书堂帖》、文徵明所刻《停云馆帖》、董其昌所刻《戏鸿堂帖》、华东沙所刻《真赏斋帖》、陈眉公所刻苏东坡书为《晚香堂帖》、刻米海岳书为《米仪堂帖》，邢侗所刻《米禽馆帖》、王铎所刻《拟山园帖》等等。这些人大都是当朝书法大家或大鉴赏家，加上他们尚未托出的历史名人墨迹，从汉魏六朝到宋元，特别是魏、晋、唐、宋，既为明人提供了优秀习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