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是一个多民族文化交融的时代，书法艺术也呈现出多民族参与的复兴局面。在科举之累，抒情达性的艺术宣泄便成为书法艺术最重要的功能，各种书体得以发展，而在前代已陷入沉寂的篆、隶、章草诸体再度成为文人士大夫乐意涉猎的游艺选择。一些通过选贤推荐或科举人仕的书画家，则集中在大都、杭州等政治、经济、文化要冲之地，这些地方文化艺术活跃，为书画家们施展才能提供了广阔的平台。由于宫室建筑、商业活动等社会需求，榜书亦成为元代书家书法创作中不可缺少的形式之一。
元朝统治者在平定了南宋之后，迅速接受了儒家文化，尚孔读经，启用儒生，适从汉习，形成了以蒙古、色目等少数民族贵族与汉族贵族、士大夫联合的政权组合。汉文化的普及与传播，使传统的书画艺术亦为蒙古和其他少数民族的知识分子迅速接纳，形成了从王室贵族到一般官吏都喜好、仰慕、重视中国书画艺术的氛围。元代帝王中，大多喜好书法并躬身其中，如仁宗爱育黎拔力八达，喜儒学而雅好书翰。英宗硕德八剌，性刚明而怡情翰墨。泰定帝也孙铁木耳，笃信佛法亦喜书法。文宗图铁木耳，喜文学工书能画。／顷帝妥欢铁木尔，从小就受良好的儒家文化教育，以书法作日课，每天书纸两篇。其中泰定帝也孙铁木耳和／顷帝妥欢铁木尔尤喜大字，常书大字并以之奖掖下臣。仁宗、英宗、文宗三朝是元代书法最受重视的时代，以书法见知于竽上而官至高位者屡见不鲜；以翰墨人翰林院、集贤院、国子监者便更多了。在这种环境下，元代书法的突出特征便是各种书体全面发展，其中榜书亦有突出表现，其书体涉及篆、隶、楷、行、草，可谓诸体备俱，相互辉映。
元代著名书家几乎皆擅大字，为人书写匾额市招比比皆是。我们不妨从《全元文》中便可窥见：如元初重臣程矩夫曾为良医余明可书匾额“麓泉”，大德元年为宋友谅书堂匾“同文”，大德五年为湖右书吏杨从善书大字“中庵”。程矩夫《逍遥游铭并跋》：“茅山刘尊师……留京盖元，非其好也。今将言旋，余深敬而莫能留。乃为书‘逍遥游’三大字况其为人”。(《全元文》卷535页)除了像程矩夫、赵孟頫、郭贯、李溥光……这些著名书家喜榜书外，其他一些不太出名的书家亦多善榜书。皇庆三年，李孟为杨泽先茔祠堂书“致严”榜书；行台治书御史李元让为豫章胡诚叟居室书“适斋’’大字；范泉岩为姚舜卿书“易斋”匾额……元人著述中，此类记载举不胜举，可见元代大字榜书已在日常社会生活中广泛应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