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学习魏碑大概已经有二十个年头了。总结起来，解决技巧问题和个性风格的确立与完善问题，是我多年苦心经营的两大课题，或者说是两大难题。我的碑学之路，主要是技巧之轮，风格之毂驱动的。 

      解决技巧问题是首要的基础课题。我首先是从北碑笔法技巧和塑字技巧两个点切入的。北碑技巧之难，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用笔；二是结字。北碑往往是“一碑一格，一石一貌”，“笔无常形，字无常态”。用笔和结字都存在极大的变异性，其变异之大之奇让人眼乱，以至令习碑者无从下手。 

      习碑必须首先要解决方笔的问题。孙伯翔先生有“习碑必学《始平公》”的提法。这句话对我启发很大。我理解孙先生此语之要义在于，北碑笔法之首法，当属方笔笔法，方笔不能为，也就无从谈习碑。《始平公造像》的笔法技巧堪称“方笔之极则”，对《始平公》笔法领略了，方笔技巧的难点就解决了。在实践中，这是非常重要的，也是非常奏效的。 

      于是，我开始强攻方笔。主临《始平公造像》和《张猛龙碑》。对方笔的猜解感觉十分困难，当时所用的方法是，以唐楷笔法套用碑法，用的是藏顿之法。此方法可以将笔形刻画得比较淮，觉得能将笔画写淮的方法就应该是“正法”了。于是，就进入了第一个误区。这种方法虽可将笔画写淮，但是用笔的动作繁琐复杂，笔致死板，满纸浑黑，了无生气。（五届国展和五届中青展的入选作品就存在这一严重的问题，见图一图二）

      认识到这一点后，又重新对方笔技巧问题进行反复研究。发现康有为有：“圆笔用绞，方笔用翻”的说法。之后，在不断地反复揣摩和体会中，终于发现用“切锋和翻锋”之法最为简洁便利，笔形能淮，笔意也足，动作简单，干净利落。“切翻”的用笔技巧关键是用侧锋，对侧锋笔法的研究，是我当时的一个重点课题。于是，我将中锋与侧锋进行了比较深入的研究，并总结出了各自的要领与方法法则。 

      我认为：“用笔关键是控制锋变。中锋笔法，是运用主毫和正锋的锋变技巧；侧锋笔法，是运用锋尖和副毫的锋变技巧”。同时，又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中锋笔法之变，主要体现在粗细、长短和直线与弧线上；侧锋笔法之变，则主要体现点画的丰富造型上”。“中锋与侧锋都是优良的笔法技巧，各有各的独特方法与艺术表现力，二者没有优劣之分”。“判断笔法的优劣，不可以中锋还是侧锋论，标淮只有一个，就是笔画的质量”。对侧锋笔法的这种分析判断，是我在学习魏碑方笔的实践中，思悟出来的。并将这一判断写入我的论文《笔法研究》中（此论文在第六届全国书学理论研讨会获论文二等奖）。更主要的是，我就是用这一技巧理论，指导自己的实践和相关的教学，实践效果令人满意。 

      这一课题的解决，使我的字在气息上有了一个明显的改善，在用笔上出现了爽朗率意，轻松自然的东西。但是，随着对北碑认识和理解的不断提高，以及，听到同道挚友中肯的批评，发现作品笔法变化的技巧含量偏低，表现力太差！这样的面目，一点儿也不是自己想追求的面目。于是，又进入了新的困惑与思考之中。 

      寻找自己个性的技巧语言元素和个性风格的元素，掌握和获取更多的技巧和表现方法这一重要课题，横在我的面前。 

      我认为，个性审美的定势，将决定一个人艺术发展的方向，并会影响他的取法方向。按照“因性以练才”（刘勰《文心雕龙》句）的古训，我自认定，我的审美定势是在劲健潇洒一格，其取法的方向，要相对比较集中在具有这类风格的北魏墓志与碑刻一脉之中。之后，就将触角伸向北碑的纵深领域，逐渐开始了体系化的研究方向。 

      《张猛龙碑》是我临习时间最久的一碑，其笔法变异的技巧与字形纵横变形的技巧对我影响很大。此外，用比较长的时间从《元鉴墓志》、《元桢墓志》、《元绪墓志》（见图三及选字临作）、《元遥墓志》、《封君夫人长孙氏墓志》（见图四及选字临作）、《李谋墓志》、《石婉墓志》、《元彬墓志》、《司马景和妻墓志》、《元飏墓志》等北魏墓志，以及《大爨》、《嵩高灵庙碑》、《姚伯多造像》等刻石取法。

      这一时期的字，技巧含量虽然有明显增加，个性的东西也稍见端倪。但是，又滑向了另一个极端。由于抠得太细，作品过于强调笔形的形态变化，用的短线太多，笔画碎，字形散，气不守中，通篇零零落落。作品宏观的东西，整体的东西缺失。纠缠于细枝末节而丢却了宏观整体，这可算是大问题了。这个问题的存在，也遭到挚友严厉的批评。这一阶段，是我习碑最痛苦最困惑的一个时期。 

      从那里找答案，找启示呢？经过不短的苦思冥想，我把目标锁定在对孙伯翔先生的研究上。因为，他是当代集北碑之大成的人物。

      我一度很专注地临习过孙先生的字，寻找他研究北碑以及开拓北碑的方法路数。研究其学古的法源何在？所融会的元素是哪些？个性的特征及走向如何？从他那里辨析可供借鉴之处，从而指导自己的学碑思路与方法。通过对孙先生作品的临习，解读他笔法、结构技巧的语言和密码。我认识到，在他的作品中，包含着大量经典北碑的精华。一方面，对孙先生的字理解得更加深刻了；另一方面，从中发现了许多对我非常有指导意义的东西。

      我临习和研究孙先生的书法，还有另一个主要思路，就是站在自我的立场，从风格路数的角度与其比较，寻找区别和差异。目的是为了避开他的风格走向，并为自己的书风书路确定方位。

      我非常理性地认识到，尾随当代名家或追驿时风，肯定会造成“追尾事故”。尽趸时货者，起码艺术心理有不健康的成分，肯定是没有思想没有出息的“书家”。执着地走自己的路，坚定地走传统体系化之路，其底气必足，而后劲定强。

      之后，我又专注地潜回上边所罗列的那些碑版中。经过一段的调整，作品的整体气息有了明显的好转。第七届全国书法展的作品，就是当时反思调整后创作的。（见图五） 

      在技法的学习和研究上，我的指导思想是，不迷信也不斤斤计较于“取法乎上”的说教，而是着眼于“取法乎当”并“取法乎用”。“取法乎当”是指：凡和我脾胃者临之久，取之多；不和者品其味，辨其理。“取法乎用”是指：凡合我审美表现力者直取速获，果断纳入笔下，并在实践中反复尝试，使之和谐、合法、合理，并将其强化为自己个性化的技巧语言，以期个性风格的逐渐确立与不断丰富和完善。这种取法用法的思路，一直是我治学的思想方法。

      我始终认为，一个高水淮的书家，其作品中技巧的含量，必须是非常丰富而且是非常精纯的。只有这样，才真正具有高超的艺术表现力。王羲之的字被后人摹拟了将近二千年，至今，人们还在执着地趋之若骛，取之愈难，其品愈高，就是凿凿之证。此外，其个性一定是鲜明而独特的，必须是与“同祖同宗”有鲜明的区别律的。孙过庭、颜真卿、米芾、苏东坡、王铎莫不如此。 

      基于如此的思路，近些年来，思考、反省、研究的成分多了，对自己的字，在风格上，在整体上和宏观上考虑得多了。始终坚定地朝既定道路跬跬而行，不管当代书法界的时风怎样刮，不管作品是落选还是参展，始终一舵默航。（见图六，近期小品斗方管道昇诗）

      我在八届国展获奖，有幸运的成份。展览按书体评选，我的作品有很大优势，因为，当代楷书的创作处在低迷状态。同时，也有成功的因素，数十年的苦心勠力，得到了权威展事的真正肯定。为八届国展的创作，我有一定的定向性，最主要的是分寸的把握。当时的思路是，第一，一定坚持自己的风格路数；第二，作品调子不能太温也不能太火；第三，笔法、结字、墨法技巧含量要高，一定要有鲜活的表现力。

习碑二十几载，不同的阶段对碑的理解与把握曾出现不同的问题，其中有收获也有教训，回想起来实属必然。有如一个人一生中总要得大病小病，有病绝不可讳疾忌医，要及时治疗。还必须要总结致病原因，以防微杜渐。我认为，在学书的道路上，还必须有各种各样的“事故”发生。教训与失败是收获更是经验。书法艺术是完完全全的个体行为，个体的审美能力、自省能力、把握能力显得尤为重要。 

      我的习碑之路，感觉不是走在“走的人多了便有了路”的路上，总感觉是独自走在歧荒的域界。值得一提的是，我的周围有好几个甚具实力的同窗、同道和挚友。他们法眼透骨，他们的“淮星”经常瞄淮我的笔尖，每当我散毫偏锋之时，“子弹”会及时扫射过来，让我警醒。

李松于京华沐斋灯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