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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有为书法观中的政治投影
发表日期:2006-10-27 01:21:00 来源:不详 被阅读[1081]次

康有为书法观中的政治投影  

光绪十四年(1888),康有为在北京“发愤上万言书,极言时危,请及时变法”。(注:陈永正《岭南书法史》第十二章第三节“书学史上划时代的巨著—《广艺舟双楫》”。)此书被顽固派礼部侍郎许应睽、李文田等阻格,未能上达。由于是“布衣上书”,书中所言“变成法”、“通下情”、“慎左右”(注:陈永正《岭南书法史》第十二章第三节“书学史上划时代的巨著—《广艺舟双楫》”。)等纲领也颇引起朝中旧臣的不满,遂即遭朝野攻jié@①,“京师哗然”。(注:《广艺舟双楫·康氏自序》。)初次上书即遭挫败,康氏从政变法的热情为之一沮,政治上施展抱负的希望渺茫,苦闷之余转而研习金石书法。《康有为自编年谱》载是年曰:“沈子培(指沈曾植)劝勿言国事,宜以金石陶遣。时徙居馆之汗漫舫,老树蔽天,日以读碑为事,尽观京师藏书家之金石凡数千种,自光绪十三年以前者,略尽睹矣。拟著—金石书,以人多为之者,乃续包慎伯为《广艺舟双楫》焉。”
  附图
  从光绪顺天应试上书到七年后的公车上书再到十年后的戊戌变法,乃至日后的“出亡十六年,三周大地、游遍四州、经三十一国、行六十万里”,(注:陈振濂《现代中国书法史》第三章“观念先行的康有为”P59。)康氏始终是维新变法的鼓吹者,十几年不懈的努力,给人一种“冥顽不灵”、“本性难改”的政治形象。那么,在此期间写的《广艺舟双楫》及书法活动,虽未必能与政治直接挂钩,要之是出于同一思想认识和心理情绪,想必也并非妄言。
  “尊碑”与“抑帖”,是《广艺舟双楫》全书的核心。大肆鼓吹他的尚碑意识,对帖学一系作全面的否定,一系列的评骘之辞使人为之莫名震骇。一股明显的偏激之气冲荡其间。真实,碑学帖学,各系时势,各具其美,均是人们审美的选择和实践的结果,以康氏的学识功力应不难明此道理。过分的偏激,不是理论批评应有的态度。如此偏激过分,不免令人想起此公政坛上的一度叱咤风云,卒遭惨败的愤愤不平,将此心移之书法,偏激之意也是预料之中的,表面的荒唐掩盖了深层的必然。
  如果说仅仅一个“偏激”尚不足以充分证明政治态度对康氏书法观念的强大影响的话,则再看以下分析。
  在《广艺舟双楫》中,公开强调“变”。第一章即明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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