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晋安汉(今四川南充)人陈寿于武帝太康(公元280—289年)中“撰魏、吴、蜀《三国 志》，凡六十五篇。时人称其善叙事，有良史之才”①。后世因此把它与《史记》、《 汉书》、《后汉书》并称“四史”，给予了很高的地位和评价。
　　同时，也因为如下两方面的情况，引发了后世对《三国志》的论争，并且绵及千有余 年，至今未息。这两方面的情况及由此引发的论争是：
　　第一，《晋书》卷一《宣帝纪》载：“帝(司马懿)内忌而外宽，猜忌多权变。魏武察 帝有雄豪志，闻有狼顾相，……既而竟迁魏鼎云。明帝时，王导侍坐。帝问前世所以得 天下，导乃陈帝(司马懿)创业之始及文帝(司马昭)末高贵乡公事，明帝以面覆床。曰： ‘若为公言，晋祚复安得长远。’”东晋明帝闻王导之言所以会“以面覆床”，是因以 前朝先帝辈用僭窃得帝位为羞，担心有人效法之而危及晋祚。其后，习凿齿为了“裁正 ”当朝权臣桓温“觊觎非望”而著《汉晋春秋》，“起汉光武，终于晋愍帝。于三国之 时，蜀以宗室为正，魏武虽受汉禅晋，尚为篡逆。至文帝平蜀，乃为汉亡而晋始兴焉” ②。又在临终所上表中称“皇晋宜越魏继汉，不应以魏后为三恪”，把司马氏说成是忠 于汉室，反制曹奸的英雄，从而把前朝“推魏继汉，以晋承魏”的统绪，改为帝蜀而伪 魏。从此形成了西、东二晋截然不同的魏、蜀正闰观。自此以后，历朝历代的政客们出 于政治的需要，或言当帝魏，或言当帝蜀，甚至自东晋迄于有清，改修《三国志》以正 帝统之风，一直甚嚣尘上；学者们则从史书编篡理论的角度论证《三国志》的帝魏或帝 蜀，有的甚至因此被搞得似是而非，干脆提出了如“三国，……天下分裂，不能相君臣 ，皆不得正统”的“无统之说”，如宋人朱熹③，真可谓连篇累牍，莫衷一是。 
　　第二，在唐代，由于政府的重视出现了史学勃兴的局面，史学批评的风气形成，其间 以刘知几的《史通》影响最著。刘知几在书中首次提出了《三国志》在直书和曲笔方面 存在的问题。《直书》说：“当宣、景开基之始，曹、马构纷之际，或列营渭曲，见屈 武侯，或发仗云台，取伤成济，陈寿……咸杜口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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