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的梳理：熊秉明的《中国书法理论体系》
有人说：注意空白的运用是中国画的一个特色，其实， 也可以说，中国古人的宇宙观本身就是容许许多空白的。《庄子.齐物论》中说：“六合之外，圣人存而不论；六合之内，圣人论而不议。春秋经世先王之志，圣人议而不辩。” 《论语》中也说：“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孔子虽然讲“学”，但他所讲的内容大概只是“好古，敏以求之”的内容而已，是有所“止”的。后来孟子说：“人有不为也，而后可以有为。”可见，对于“为”、“知”的节制态度，是中国古代文化的一种共通精神，并不只是讲究“无为”的道家独有的。
《易传》说：“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所谓“形而上者”，是凭经验不能认识、不能验证的。所以，它接下去说：“唯神也，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疾”与“行”都是属于“形”或“器”的，因此，都是有限制的。同样，《庄子.齐物论》中也说：“辩也者，有不辩也。”老子也讲了很多“大”的理论。这些既可以说是一种辩证法，但也可以说，是对“形”、“器”范围的努力的一种有限度的看法。《鬼谷子》是一本纵横家的书，同样也受了这种影响，它说“圣人”是“以类知之”，或者说是通过概念、分类去认识事物的，但他还比不上真人的“同天而合道”。
既然最高的道理被认为是不能通过“形而下”的努力去达到的，那么，教导的方法便不能单纯采用分类、逻辑的方法。所以，孔子说：“善譬可以为师”。而象墨子那样要“立仪”而后言的做法，后来便被人轻视了，认为它局限于逻辑的范围，是“蔽”于逻辑了。
这样，“空白”与形象性，便成了中国古人教导方法的一种特点，体系化、明确所指的做法，只成了引导人们入门的方法，没有受到尊崇。比如，亚里士多德研究修辞是从分类开始的，中国则不重视这一类；西方的军事著作从具体特征讲起，中国的军事著作则讲一般原则；国际象棋的研究也是分类而渐进、通过研究各种具体特征而进步的，围棋则只总结了一些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