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帖”者，盖言历代“名人”书法手迹及其摹本、刻石之类；所谓“碑”者，多指姓名淹佚的非名人书迹——“民间书法”而已。
“名人”书法，魏晋为手札，或有碑表赞颂；唐多为碑铭墓志；五代以降复以书札为尚，且为书而书的自觉创作行为日盛。后世传承的规则法度，无不来自于这一丰厚的文化遗存。
综观法帖，可谓钟灵毓秀、仪态万方。魏晋“名人”之书，意态高古，萧散简淡，以“韵致”胜。钟氏《荐季直表》隶意尚存；二王父子传世小楷，点画已脱隶法，而字形结构左右开张，略呈扁势，当与汉隶相去不远。至于兰亭雅集、率意所书之《兰亭序》，更是天真烂漫，不可复得。
入唐以来，文化兴盛，魏晋时代的率意、简约发展成气严法备。欧、颜点画沉着端庄，横平竖直，一丝不苟，将“唐人尚法”推向极致。而“颠张狂素”似与世不合，他们用波澜壮阔的笔墨营造出了一片个性天地。是为“破法”，而又在为后世“立法”。
世谓“宋人尚意，明人尚态”。宋代书家能够越过壁垒森严的“唐法”围城，已属不易。他们善以学问识见滋养书法。苏、黄体例颇遭后世非议，乃因末解其蹊径独辟处。董其昌屡讥东坡之笔为“墨猪”，却不知自家故作“淡远”风致的苍白无力。
明清之际，书法之士皆性情中人，用笔奇拙，千姿百态，虽失风雅，良多生趣。历代法帖均出于名家之手，术业专攻，世代研求，相因成习，渐成法度。而所患者有二：其一，书札之作皆案牍之用，难于大字，悬于厅堂之上，缺少豪健之气，视觉效果不佳；其二，后学之徒囿于法则，中规合矩，易流于千人一面，准求个人消息。
南北碑版当以《张猛龙碑》、“—二爨”及《龙门造像记》为重。其书粗犷朴
茂、烂漫天真，破尽魏晋成法。然《张猛龙碑》等笔意为刀锋所掩，《龙门造像记》用笔之法多失，此亦不可不知。
晚清之际碑学大盛，世人竞相研习，尽扫“馆阁”积习，书坛为之一新。究其有成就者，赵之谦、康有为、张裕钊当属其列。当彼之时，国运衰微，康有为等有识之士痛心时局，遂提倡革新除弊，并以驾轻就熟之书法，力主“尊碑抑帖”。这其中虽不无卓见，然未免矫枉过正：康氏本热中于政务，书法不过为其“余事”而已。后世习者不加揣度，断章取义，仍将“尊碑抑帖”视为金科玉律，殊不知数千年帖学传统岂可断送于片言只语!况碑版之书本为纪事，草率之笔或出于工匠之手，安可为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