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谈王羲之对当代书法的意义
刘宗超
书法创变在近20年得到了空前快节奏的发展，书法展览及比赛活动此起彼伏，一批批书法家通过展赛活动脱颖而出，展赛对培养“现代型”书法家的作用是极其明显的。但是，展赛好像文化“快餐”一样，渐渐引起了人们的反思，“学者型书法家”、“书法大师”(非贬义)的呼唤不绝于耳。诚然，伟大的时代应当产生伟大的书法家，而呼唤“大师”这一举动的本身便显示了人们对当今书法状况的忧虑。历史上的大师是如何产生的?虽然时过境迁，但历史成就大师的规律无疑能够对今后书法大师的产生提供一定的借鉴意义。还是让我们 通过王羲之“书圣”地位的成因总结一下吧。
王羲之以流美遒劲的书法艺术开一代风气，自南朝宋虞稣《论书表》将羲、献父子并称“二王”以来，“二王”几乎成了中国书法的代名词。“二王”书风至今绵延了近两千年，它成了中国书法发展的一根主线。人们学习书法，莫不以“二王”为榜样，无论后世书家取得多大成就，莫不拜伏在“二王”脚下。在“二王”之中，人们又以王羲之为最，王羲之成为唐代以后历代所推崇的“书圣”。清代碑学的兴起，本是为了反对陈陈相因的“阁帖”和日渐委靡的书风，后代书家不断吸取的民间书法资源，也是在一定帖学基础上的吸收改造而已。有成就的碑学一系书家大多得益于“二王”帖学的营养，因为“二王”书法的质朴、刚健之风根本不是碑学书家们所反对的对象。就书法审美和书法创造而言，碑学和以“二王”为代表的帖学并不是截然对立的。有意思的是，我们很难说在历史上有足可以与“二王”比肩的碑学大家。近现代所出现的“碑帖结合”的创作取向，偏重于指碑学书家以帖学补救学碑之不足，“二王”的地位并未因此受到影响。
王羲之“书圣”地位的获得，与唐太宗不遗余力的褒扬关系极大。一是，在史官编纂《晋书》时，唐太宗亲自为王羲之作传论，在前代书家中，独尊王羲之;二是，在贞观初年，太宗不惜内府金帛征求王羲之墨迹，并命大臣鉴识编目，精工拓摹，使王羲之书法大行于世。但唐以后朝代无不以王羲之为尊，则说明他“书圣”地位的获得，并非一时一人的努力所能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