榜书，亦称“帮牓书”，古名“署书”，指题写在宫阙门额上的大字。后来把用于牌匾上的大字通称“榜书”，也称“擘窠书”。擘，划分。窠，框格。原指刻印时在印章上划分的横竖界格。擘的另一义为拇指，故又引申为“大”。颜真卿《乞御书放生池碑额表》：“前书点画稍细，恐不堪经久，臣今谨据石擘窠大书”。后泛指大字为擘窠书。榜书既为题榜之书，为醒目起见须做到两点：一须形体大，使人远观可见。二须易识而不易混淆，因而多为规矩的隶书，楷书、行书题写，而很少用篆书或草书。
我国的书法艺术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在历史的长河中涌现出了无数成就斐然的书法家，他们遗留的碑帖法书流派纷呈，美不胜收。从美学的角度看，美又有优美与壮美之分，“短笺长卷，意态挥洒，则帖擅其长；界格方严，法书深刻，则碑据其胜”(清?阮元)。我认为以王羲之王献之为祖，追求纤细柔美轻盈秀丽如宋微宗、赵孟颊、董其昌的优美书风，纤弱凋疏不太适宜作榜书；而以壮碑为宗，上溯汉分乃至三代钟鼎彝器、下及颜真卿、杨凝式、苏轼、钱沣、赵之谦、翁同 、何绍基等壮美书风，体现气吞河岳雄健豪放气势的书体更造宜作擘窠大字。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笔者曾去镇江焦山寻访《瘗鹤铭》。《瘗鹤铭》原刻在焦山西麓山崖之上，宋时遭雷击碎为五块坠人长江。清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自江中打捞出砌在定慧寺壁上，于今陈列于宝墨轩碑廊。关于此铭的年代及作者前人众说纷纭。清汪鉴说“焦山瘗鹤铭书撰姓氏自宋迄今纷无定论，然指为陶隐居者(陶弘景，梁代人——作者)十之七”。宋人李石、黄伯思，明人项穆、顾炎武，清代翁方纲也持此说。今人翁运闽根据铭后题名地望，碑文文风、碑版体例、书体演变等因素定为晚唐人所书，并以宋赵明诚《金石录》将其列入唐代为佐证。无论出自何人手笔，《瘗鹤铭》的艺术价值是不容低估的。康有为跋其拓本“溯自有唐以降，楷书之传世者不啻汗牛充栋，但大字之妙莫过于《瘗鹤铭》。因其魄力雄伟，如龙奔江海，恺虎震山岳”。见到《瘗鹤铭》摩崖之前因有“大字莫过瘗鹤铭，小字莫如冻痴蝇”之说，我以为其字定然硕大无比，及至见到刻石方知字径不过四五寸，“莫过”之说，言其气魄也。学榜书者临习此铭可得雄浑宽博之气势。
笔者原籍山东省平度县，县内大泽山石刻闻名遐迩，尤以大泽山西南天柱山之《郑文公碑》而誉播海外。《魏故中书令秘书监郑文公之碑》简称《郑文公碑》，又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