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 序 刘正成
两千多年来，以篆书名家者，三五人而已。唐朝李阳冰有一句名言流传一千多年：“斯翁之后，直至小生，曹喜、蔡邕，不足言也。”（李肇《国史补》）自“秦丞相李斯变苍颉籀文为玉箸篆，……故拨夫能成一家法式，历两汉、三国至隋氏，更八姓，无有出其右者”。（李阳冰《玉箸篆意》①）这些话虽然都是李阳冰自己说的，但从传为李斯所书的《秦泰山刻石》的石刻字体看，大约一千年间，实际上与李阳冰传世的一系列篆书碑刻作品大同小异。李阳冰显然没有看过李斯的 篆书墨迹，甚至也没有记载他看过曹喜、蔡邕的篆书墨迹，曹喜、蔡邕的篆书的石刻笔迹也未传。所以，“斯翁之后，直至小生”之论我们实在无法反驳。至于李阳冰之后的一千余年间，篆书家们仍迷信李阳冰，以其言论和书迹为其圭臬，少有越雷池者。有之，则是清代邓石如、吴昌硕二人。邓石如以羊毫作篆书，以天悟从李斯、李阳冰的石刻字迹中得笔法，使人们得以破解其篆书笔法之秘；吴昌硕则稍为转益多师，从李斯小篆的秦系篆书上溯到介于大篆小篆之间的《石鼓文》，虽然与邓石如有异，但毕竟不过在结字上吴更近于大篆而已，从石刻篆书得来的基本规律并未有大变。这种局限性的根本原因很清楚：从李阳冰那个时代开始，直到吴昌硕篆书风格形成的一千多年间，就没有人看见过秦汉以前人的篆书墨迹，他们都是从富于很大装饰性质的石刻篆书去“理解”秦汉以前人的书写状态。千千万万人的书法创造，都被李斯一人符号化了，最富于变化、发展的书法史被极大的简化与抽象化了。在这一条独木桥上，能走过这三五个人实在是不容易，也就十分抢眼而独领风骚了。
二十世纪初，这个历史发生了巨大的改变，人们从现代考古发现中，得到了两个实证：殷墟甲骨文，战国秦汉简牍帛书。一个是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