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流行书风的争辩，若干年前王镛跟周俊杰在《书法导报》上的针锋相对，推至高潮，孰是孰非，暂且不议。但当时的历史背景是新时代反思旧时代，人心于此也可明了，思想高度也可体现。此后，鲜有人再提流行书风，即便书坛已经存在了新的流行书风，也就是那个一直霸占着展厅的“伪二王”临摹书风，以致今天“炫技”理念的泛滥。不肯承认是“流行书风”的“伪二王”流行书风就这样流行开来了，至于“伪二王”流行书风这类“尚技”理念里还能留下多少人文精神关怀，在以入展为目的的“终极关怀”下，几乎没人去思考。书法创作在以到展厅“赶考”为目的的风气下，似乎已经没有什么别的追求。

　　所谓流行，不能仅仅理解为空间的概念，这里面包含着特定的时间段里流行某种特定的审美趣味。正因此，流行的性质决定流行书风的“季节性”。曾经的流行书风，被反对者批为“丑书”，“脖子扭扭屁股扭扭”，甚至有些人把白谦慎的“当代普通人的有意趣书写《娟娟发屋》”也归类于此。

　　“丑书”流行书风继承的根源是什么？一时半会也真是说不清，总之，20世纪以来的考古发现，敦煌残纸、简帛书等的发掘，让跟风者眼界大开。记事、药方、契约这些杂记残纸字迹里的“童趣”打动了多少今人躁动的心，极尽心力去模仿，导致部分人的激情误解而显得“瑟缩”，甚至有点畸形，“破”之心很强烈，“立”的效果却不怎么理想。

　　“丑书”流行书风过后，强调回归传统，想法是绝对正确的，但做法就不那么理想了。“丑书”流行书风退场后，展厅里一派看似繁荣昌盛、实为虚热高飚的“二王”风气，没人再涉猎“奇拙”，集体意识向“妍媚”纵深探索。经典何止一家“二王”？仅仅在“二王”里深度挖掘，面总是窄小了些，而且单纯地在“二王”里开发“技巧”，思路上就出了问题。心有多大，天就有多宽，流行书风已经从一个“千人一面”走进了另外一个“千人一面”的死胡同。

　　“技进乎道”“书为心画”是也。“二王”是技法的精致，也是人文精神的精致。“伪二王”流行书风的泛滥始于“二王”技法，也止于“二王”技法，不知“二王”里有“魏晋风度”。遗憾的是，“炫技”出类拔萃者停留在书法的表层技法上大肆纵谈“技”文化，以书法文化沦丧的标志点——“炫技”为资质夸口书法之精神，悲哉！

　　清刘熙载《艺概卷五·书概》曰：“书者，如也，如其学，如其才，如其志，总之曰如其人而已。”以此观之，书学即人学，“书如其人”是也。古代书者为了创造属于自己的书法世界，付出了多少的辛勤劳动，笔冢墨池不在话下，为艺是一个精神追求的过程。书以人贵，人之品德不贵，何以为世人传颂？千古传扬的王羲之、颜真卿、苏轼就是艺德双馨的典范。今天为书者之学、才、志如何？由是观之，“伪二王”流行书风的“终极关怀”是什么呢？是技法，还是艺术精神？以入展、获奖为目的，其书法本位意识是什么？如果说，“丑书”流行书风是有意夸张变形的话，“伪二王”流行书风就是刻意炫耀技巧。问题的关键不在于创作理念的名称问题，而是创作观念的思想问题。“丑书”“伪二王”流行书风都向世人展示了其功利的目的，唯利是求的宗旨何以能“抒也”？所以说，“丑书”“伪二王”流行书风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违背了艺术精神。

　　当代书法创作，从三十年前的书法展览文化兴起时即开始重视视觉效应，正所谓笔墨当随时代吧。因为书法交流的方式是以展览为中心，推动书法发展的载体也是以展览为主体，因而很多书法家有意无意地高度关注书法的形式感和视觉效应。但其中也存在着诸多的问题，“尚式”书法创作凸显制作化、装饰化，而书写本身的情感、意境等却集体缺位。事实上，刻意追求“展厅效应”，已经使书法创作完全失去了人文精神的关怀和主体精神的依托。

　　(作者为书法批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