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文化史的意义来考察，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中，中国文化是唯一没有真正断裂的一种倔强存在。在考察中国汉字和硬笔书法史的过程中，我欣喜地发现祖先的书法文化密码设置，肇始于三千年多前的殷商时代，盛行于二千多年前的春秋战国，式微于毛笔诞生之后的秦汉以降，直至民国，而后，又再次兴盛于改革开放。

数千年来，汉字硬笔书法一直是一条贯穿大中华五千年文明史全过程的煌煌血脉，五千年中华发展史，其实就是五千载中国汉字联袂中国书法共同撰写的瑰丽灿烂的中华文明史，源头活水，从未间断过，甲骨文、金文、篆书、隶书、楷书、行书、草书就是其中最有力的例证。从文化意义上讲，中国书法诞生的首功，我认为应归于刻字和硬笔书法，因为中华文明史的记载工具最早始自硬笔，这是毫无疑义的。到了近现代，随着硬笔书法的兴盛，各种硬笔书写工具层出不穷、不胜枚举，可以说硬笔的当代勃兴，已成既定事实，它很好地带动中国硬笔书法再度走向新的辉煌，为中国文化艺术的发展抒写着更加璀璨的新篇章。

众所周知，书法是中国的一门古老艺术，中国书法历经五千年时光之水的淘洗，现已成为国之瑰宝。其中，硬笔书法的萌芽与肇始最早可以追溯到殷商时代的甲骨文，以及尔后的钟鼎文。

是的，中国是个盛产神话传说的国度，数千年来，仓颉造字作为我国古代一个美丽的神话传说一直为人们所津津乐道。仓颉，又称苍颉，复姓侯刚，号史皇氏，据说是轩辕黄帝身边的史官，他善于做梦，是个中国文化梦想的重要代表，集理论与实践于一身的聪明绝顶的神人。据说，他曾将流传于先民中的文字加以系统搜集、整理，然后付诸实践意义的使用，在中国汉字的创造过程中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仓颉平时善于琢磨野兽的脚印，因此研究并创造出了以象形为主的汉字，为中华民族的繁衍和文明昌盛做出了不朽的贡献。不过，国内学术界普遍认为，汉字由仓颉一个人创造可能只是一个美丽的传说，更多的人认为，仓颉可能只是汉字的整理者。事实上，无论时代如何变迁，仓颉还是被后人尊为“造字圣人”，这确实一个基本事实。

相传，仓颉“始作书契，以代结绳”。在此之前的很长一个时期，人们主要以结绳记事，即大事打一大结，小事打个小结，相连的事打个连环结。后来又发展到用锐器在竹木上刻个符号来记事。不过，这样的做法，毕竟难以传之久远，形成真正意义上的文明。随着时间的不断向前推移，很多事可能就会被时间所湮没。历史在不断发展，文明在不断渐进，随着时光推移，人们所做的事情愈发繁杂，名物也愈发繁多，用结绳与刻木方法，已经远不能适应人类文明的需要，这就有了创造文字、表达情感、记录事件的迫切要求。

纵观中国历史，黄帝时代是中国上古发明创造较多的一个时期，那时不仅发明了养蚕，还发明了舟、车、弓驽、镜子、锅、甑等与人民生活息息相关的器件，在这些发明创造的直接影响下，作为有心人的仓颉急时代之所急，立定决心以创造文字为己任，也就不难理解了。据说有一年仓颉到南方巡狩，看到羊和马的蹄印，遂心有灵犀一点通，灵感由此迸发，且一发不可收。他日思夜想，到处行走，仔细观察，对天上星宿的分布情况、地上山川脉络的样子、鸟兽虫鱼留下的各种痕迹、草木器具的种种形状等，他都一一记录在案，经过苦思冥想、埋头描摹绘写，慢慢的他终于造出了种种不同的符号，并且定下了每个符号所代表的意义。仓颉按自己的心意用符号拼凑成几段，拿给别人看，经他解说之后，许多人都表示自己能看得明白。于是，仓颉高兴得一拍大腿，就把这种符号叫做“字”。

多浪漫的传说啊！仿佛透过时光隧道照射而来的，就是仓颉睿智的目光、犀利的创举，给人们予温暖、予智慧、予力量。

想来，仓颉造字该是拿着枝条在地上比比划划过的，他所留下的痕迹，那不就是最早的硬笔字么？可以说，正是由于中国方块汉字的诞生，才正式掀开了我国原始硬笔书法的神秘面纱，开启了汉字硬笔书法的开篇之作。

到了几千年后的1899年，国内有一位名叫王懿荣的金石学家兼鉴赏家，有一次在中药店配药时，许是由于阴差阳错，许是由于上苍垂爱，他无意中竟发现了配药的龟板上刻有古怪的符号，于是大吃一惊，随即疑心那可能是古人的某种遗存，因为那些线条虽然简单，却不易辨识。经他这么一捣鼓，人们这才真正领略了堪称中国原始硬笔书法瑰宝——甲骨文的真容与风采。这可不是浪漫传说，这是真人真事，如假包换。

王懿荣（1845年—1900年），字正儒，一字廉生，山东福山（今烟台市福山区）人，他是中国近代金石学家和爱国志士。光绪六年进士，授编修。泛涉书史，尚经世之务，嗜金石。正是那年他因偶然见到药店所售“龙骨”上的这种古怪刻纹而发现了甲骨文，学界中人才认定他就是甲骨文的贵人兼知音，是中国文字的“幸运星”，正是他在无意中将中国汉字的历史推前到公元前1700多年的殷商时代，才开创了中国文字学和历史学研究的崭新格局。

作为收藏殷墟甲骨的第一人，王懿荣的惊世发现让中国汉字昂首挺胸精神抖擞地向远古逆时针进发了近两千年。可惜了王懿荣这位学养深厚的前清国子监祭酒，1900年英、美、法、德、俄、日、意、奥八国联军肆虐中华大地为患京华时，作为不屈不挠、甲骨般硬朗的汉子，他最终为民族气节愤然投井而亡，体现了一代中华学人的铮铮铁骨、正义形象，他的死节，成为湮灭沉重的一声可悲叹息。

当年王懿荣的惊世发现，确实震动了学术界，后经我国考古人员反复考证，确认这些龟甲上线条匀称劲挺、结构明朗质朴的文字，就是始创于3000多年前殷商时代的甲骨文。

学者们认定，古人就是用坚硬的铜刀、铜锥或其他如石头锐器将这些文字刻写在龟甲兽骨上的。追溯这些龟板的来历，确定是出土于当时河南安阳的小屯村。

近百年来，考古学家们已收集了20余万片龟甲，发现的甲骨文单字约有4500个左右。书法大家兼考古学家郭沫若先生盛赞这些原始硬笔书法瑰宝时有这样的评价：“足知存世契文，实一代法书，而书之契之者，乃殷世之钟王颜柳也。”笔者认为，郭的评价客观实在、切中肯絮，颇见学术精神。

二、中国书法书写工具与外国钢笔之异同

文字的功能实在太大了，人类的文明史无不是用文字来记载的。可以说，文字是人类文明史传承中最可靠、最实用、最具体、最诚实的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善良载体。我认为，中国汉字作为大中华文化基因中不可或缺的一种存在，首先是由硬笔字作为媒介的，其历史之悠久，值得国人骄傲、自豪。

事实上，在当今信息化、数字化郁勃之前，人们书写文字的工具主要还是靠笔，前期靠毛笔，后期则尤其靠硬笔，硬笔的重要性由此可见一斑。在文明传承的过程中，书写工具和文字显得同等重要，它们的作用是相辅相成，甚至无可取代的。

说到中国书写工具毛笔，中国古代有一个人是绝对绕不过去的，他就是我国战国时期秦国的百胜名将蒙恬。

蒙恬（约公元前259年—公元前210年），姬姓，蒙氏，祖籍齐国（今山东省临沂市蒙阴县）人，秦朝著名将领。蒙恬出身名将世家，其祖父蒙骜、其父蒙武均系秦国多朝老将。蒙恬自幼胸怀大志，公元前221年，他被封为将军，攻破齐国后，又被拜为内史，他深得秦始皇尊宠，蒙恬与其弟蒙毅号称“忠信”，足见蒙家军在秦国的重要地位。

秦灭六国统一天下之后，蒙恬率三十万大军北击匈奴，收复了河南地（今内蒙古河套南鄂尔多斯市一带），旋又率军修筑万里长城和九州直道，使得秦国顺利克服了国内交通闭塞的困境，北部边疆也因此更有屏障可依，大大促进了北方各族人民经济、文化的交流与融合发展。

公元前210年，秦皇驾崩，中车府令赵高与丞相邦李斯、公子胡亥暗中密谋策划了“沙丘之变”，胡亥靠耍手段侥幸上位后，不仅赐死了本该登位的公子扶苏，还赐死了世代忠良的蒙氏兄弟，战功赫赫的蒙恬最终无奈吞药自杀，成为秦王朝一时无法弥补的巨大损失和秦朝走向灭亡的先声。蒙恬曾驻守边疆十余年，有“中华第一勇士”之誉，其声名威震北方，匈奴闻之胆丧。

就是这样一位上马击狂胡下马草军书的赫赫威名大将军，据传竟曾改良过毛笔，他还因此被誉为“中华笔祖”。蒙恬是中国西北最早的开发者，同时也是中国古代开发宁夏的第一人。据载，蒙恬戎马倥偬之余喜欢涂涂抹抹、写点心得体会什么的，而写东西，就得动笔头。蒙恬是个善于思考、善于行动的实干家，他最终发明了简便实用的毛笔，据说连秦嬴政都很喜欢用他制作的毛笔，更别说朝中的一众文武了。

公元前223年，蒙恬带兵在赵国中山地区与楚国交战，战争拖了很长时间，为了让秦王了解战况，按要求，蒙恬得定期写战报呈送于秦王。当时，人们还在用竹签写字，蘸少了墨，没写两下墨水就没了，而蘸多了，墨水又直往下滴淌，让人煞是头疼，如此反复做蘸墨动作，极不方便，也影响思路。为此，蒙恬便萌生了改造笔的念头。

想什么来什么，有一天，蒙恬打猎时发现一只兔子的尾巴在地上拖出了弯弯曲曲的血迹，他灵机一动，立刻剪下一些兔尾巴，将之插在竹管上，当笔蘸墨来写字。但是由于兔毛油光滑亮且不怎么吸墨，蒙恬试了几次，效果均不大理想，于是他随手将那支“兔毛笔”扔进了门前的石坑里。蒙恬是个脑子很好使的人，凡事都不轻言放弃。第二天，他走出营房透气时，无意中看见了那支被自己扔掉的兔毛笔，捡起来后，他用手指捏了捏，发现湿漉漉的，山坑里的水富含碱性，兔毛经石灰水浸泡后，自然就变得更白更软了。于是他将兔毛笔往墨盘里一蘸，兔尾笔竟变得非常“听话”，写起字来业变得非常柔顺流畅。原来，石坑里的水含有石灰质，经碱性水浸泡后的兔毛去掉了一层油脂，霎时变得柔顺起来了，因此蘸墨写起字来也就变得非常舒服、很是方便了。这就是关于蒙恬毛笔来历的美丽传说。作为毛笔的持管者受益者之一，我听着都让人感到温暖半日。

而事实上，从国内出土的文物来看，毛笔远在蒙恬造笔之前的商代就已出现了。河南信阳、湖南长沙的春秋战国墓葬中均有上好的兔箭毛制作的毛笔出土，只不过当时不叫“毛笔”罢了。“毛笔”在吴国被称为“不聿”，在燕国被称作“拂”。当然除此之外，还有称作“管城子”、“毛维子”、“中书居”、“龙须友”、“尖头奴”的，反正名目繁多，不一而足，直至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笔”才被正式定义为“笔”。在此过程中，蒙恬作为毛笔制作工艺的改良者，其功不可没自然顺理成章。据说蒙恬是在出产最好兔毫的赵国中山地区取其上好秋兔之毫来制笔的。湖北云梦秦墓中出土的三支竹杆毛笔，就是用竹制笔管，在笔管前端凿孔，将笔头插在孔中，另做一支与笔管等长的竹管做笔套，将毛笔置于笔套之中，再用胶粘牢的。也许是为了取笔时方便吧，笔套中间还镂有长方孔槽，竹筒上涂有黑漆，且绘有红色线条。可见，这支秦笔的制作已有一套相当完整的制作工艺，看上去很具文艺气息。事实上，现代毛笔制作工艺与之颇为相似，有着异曲同工之妙。较之战国时期楚国的笔，秦笔已大有进步。相传蒙恬曾在善琏村取羊毫制笔，因此，蒙恬在当地也被奉为“笔祖”。又据说蒙恬的夫人卜香莲是善琏村西堡人，夫人也精通制笔技艺，被供为“笔娘娘”。蒙恬与其夫人将制笔技艺传授给了村民，当地的笔工为了纪念蒙恬夫妇，遂在村西构建了蒙公祠时常拜祭，绕村而过的小河，村民也干脆易名为蒙溪了。后来的事就更有人情味了，蒙溪竟然成了善琏的别称！相传农历3月16日与9月16日是蒙恬和卜香莲的生日，村民们每年都要举行盛大的敬神庙会，以纪念蒙恬这位不朽的“笔祖”。秦代没有专利局，所以说蒙恬虽然没能获得毛笔的专利权，但他所制作的笔精于前人，对毛笔的改革他客是有重大贡献的人。历史上对蒙恬造笔的说法当然也有一些记载。比如《太平御览》中引《博物志》曰：“蒙恬造笔。”；又如崔豹在《古今注》中有云：“自蒙恬始造，即秦笔耳。以枯木为管，鹿毛为柱，羊毛为被。所谓苍毫，非兔毫竹管也。”意谓蒙恬作为毛笔制作工艺的主要改良先驱，其功劳是不可埋没的；东汉许慎在《说文解字》中说道：“秦谓之笔，楚谓之聿，吴谓之不律，燕谓之弗。”；先秦书籍中并没有“笔”这个字，甚至也没这个概念，而“聿”字早在商代其实就已经出现，秦相李斯们鼓动秦皇统一文字时，兴许只是统一了“笔”的叫法而已。可见，笔是早于秦代就存在的。唐朝韩愈《毛颖传》中以笔拟人，其中也有蒙恬伐中山，俘捉毛颖，秦始皇宠之，封毛颖为“管城子”的记载，这当然是有趣的个性说法了。后世因之就有了以“毛颖”、“管城子”作为笔的代称的；清代大学者赵翼则在《陔余丛考》中写道：“笔不始于蒙恬明矣。或恬所造，精于前人，遂独擅其名耳。”可谓众说纷纭，各有侧重点。

总之，“中国毛笔”是一个划时代的发明，其便利的书写功能在其被发明之后很快就得以彰显，其服务社会的传世功能也为历史所铭记。

中国毛笔的传承具有数千年的历史，而毛笔书法经过历朝历代的发展，已然成为独具中国特色的“国粹”这是毋庸置疑的，书法因此而成为一个极具生命力和审美价值的艺术门类也就顺理成章了。

时移世易，到了现代，毛笔有所式微，硬笔再次唱起了主角，硬笔书法更是焕发出了前所未有的勃勃生机，硬笔一度曾成为中国汉字书写的最主要工具。

事实上，早期在西方，人们普遍用鹅毛笔作为书写工具，鹅毛笔类似于蘸水笔和我国古代的竹笔，写几行就得蘸一下墨水，如是反复，一篇文章下来，写作者其实也是蛮累的：墨蘸多了，就会掉下来成为难看的墨猪，且容易对文字整体结构的美观度造成破坏与戕害，先写的几个字往往会厚重许多，而后写的字则会慢慢变淡、变细。当然，懂得欣赏的人，可能会从中瞅出美来也未可知，这可真是一种难言快感的书写，有些沉重，也不乏浪漫。

钢笔其实是在蘸水笔和贮水笔的基础上改进而成的，1809年，英国专利部门颁发了史上第一批关于贮水笔的专利证书，这就等于给钢笔下发出生纸和命名证书了。钢笔的正式诞生，距今也就两百年历史，这是不容抹杀、如假包换的事实。关于这一点，我们祖先的锐器、刀具似乎离得太遥远了一点，而西人的钢笔似乎更时髦、更有发言权一些。

时间上溯到1829年，对书写颇有情怀的英国人詹姆士·倍利成功研制出了钢笔尖，经过一些特殊工艺加工后，钢笔尖圆滑而富有弹性，书写起来既方便又流畅，可谓一举数得，深受人们欢迎。然而，这种笔必须蘸墨水，书写起来还有些麻烦的。

到了1884年，美国一家保险公司有一位名叫华特曼(Lewis E. WAterman)的机灵雇员，发明了一种用毛细管供给墨水的方法，此举较好地解决了钢笔老要蘸墨水的“老大难”问题。华特曼研制的这种笔的笔端可以卸下来，墨水用一个小的滴管注入。实际上坊间通常所说的现代钢笔就是这位名叫华特曼的美国小职员所发明的。因为这一贡献，华特曼本人更被誉为“钢笔之父”，以其名字命名的“华特曼牌钢笔”至今仍是钢笔界的娇子和著名品牌，一直颇受世人的青睐。

再之后就到了20世纪初期了，聪明的地球人善于改造世界。彼时吸墨水的笔已经出现，但主要是采用一个活塞来吸墨水。后来，人们在笔中采用皮胆来贮存墨水，这种装置需要用铁片插入缝中去挤压皮胆来吮吸墨水，这种装置虽然没那么烦人了，但其时常“呕水”、“吐血”的缺点也是挺明显的。

到了1952年，世界上又出现了用一根管子伸进墨水中吸水的施诺克尔笔，这种笔自然很受欢迎。

事实上，直到1956年，人们才发明了常用的毛细管笔。当然也还有一些美术钢笔之类的新玩意出现，这倒是一种有益补充了。在海外，许多人可能更习惯于称钢笔为自来水笔，大抵是因为吸了墨水的钢笔就像自来水的水龙头一样，墨水可以不受阻滞、酣畅淋漓地流泻于笔端，而无需像蘸水笔那样麻烦，写写蘸蘸，蘸蘸写写，颇费周章的，弄不好甚至可能断了写作者的思路，留下丝丝遗憾。

而如今的钢笔笔头主要是由金属做成的，书写起来已经相当流畅而又具有弹性了。无论中外，钢笔从此成为人们最为普遍使用的书写工具，确实起到了助推文化发展的重要作用。

中国地大物博、历史悠久，古代中国的书写者多以木笔、苇管笔、竹锥笔、红柳木笔、骨笔蘸墨书写硬笔字。总之，我们祖先很聪明，他们制作的这些笔可谓形形色色、不一而足，兴许那时还不存在“硬笔书法”一说吧，古人记事多半是为了记录历史、传承未来，难有“书法”艺术可言。但有一点值得关注的就是，我国古代的笔舌形制及原理，其实与西人制作的现代钢笔是非常接近的。窃以为，谓之世上最早的“硬笔”实不为过。从这一点来看，华特曼之流只能称之为我大中华祖先的第N代传人了。

我国的考古学家们后来又在各大遗址中陆陆续续零零星星找到了诸如双瓣合尖竹管笔一类的书写工具作为实物证据，这就很好地证明了我国硬笔书法早期的历史存在并非空穴来风。据考，在敦煌莫高窟藏经洞出土的经卷中，考古学家惊喜地发现了古代中国的硬笔书法写本。目前，考古学家已鉴别出的敦煌硬笔写本就达两万页之多，计有纸本、绢本等；这些写本甚至囊括了汉字、梵文、突厥文、吐蕃文、回鹘文、西夏文等多种华夏古老民族的文字，而其内容则更加宽泛，涉及佛经、文学作品、契卷书信以及经帖杂文等；书体则包括硬笔楷书、行书、行草、草书等。其中，最著名的《李峤杂咏》就是在敦煌发现的我国最早的汉字硬笔写本。如今，细细端详这个写本，历史的沧桑感就会扑面而来，简直让人眼前一亮，心生沧桑喟叹。《李峤杂咏》的书写年代大抵在公元766－779年之间，距今约有1240多年历史。捧起这本厚重之书，似闻时间远去的脚步声再次回响与历史长廊，教人心仪、令人向往、催人感慨。

另外，据考古发现，敦煌文书《“前生修福得闻”诗》残卷上也有毛笔楷书和硬笔行草的遗存。总之，电光火石、星火燎原，凡此种种，无不有力地证明了我国的硬笔书法是一种杠杠的久远而辉煌的历史存在，想一想心里都会生出无限自豪感来的。

人事代谢，光阴促迫。鸦片战争后，钢笔从西方迅速传入我国。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趾高气昂的列强用洋枪洋炮打开了古老中国的重门。坚船利舰的入侵，让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吃尽了苦头，尝到了多灾多难的沉痛滋味。不堪回首的悲催历史中，多少仁人志士为祖国的独立自主而抛头颅洒热血，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中华文化具有强大的生命力，是压不弯摧不垮的民族脊梁，它支撑着世世代代的中国人前赴后继，不断前行。

当然，苏子和西方的入侵，西人的钢笔也不请自来了，它们带着浓厚的西式傲慢登陆中国，成为一种很有意思的洋为中用的舶来品而为国人宽博的胸怀所逐渐接受。不过，彼时钢笔的销售是极其有限的，据载，最初也就仅限于上海、天津、广州、大连等几个城市及沿海口岸而已，商家们营销的多半也是欧美一些生产商的什么“华脱门”“犀飞利”和“派克”一类的钢笔。彼时，中国出于水深火热之中，贫病的老百姓连字都不认得几箩筐，自然也就不可能有钱去买钢笔这洋玩意来摆弄了。当然，达官贵人、洋行买办和那些有钱读书识字的人是买得起的。因此，彼时钢笔在民间，还是稀罕之物，至于写字，那更是识字人的专长，遍地都是文盲，老百姓连饭都吃不饱，更何来多余资财去买钢笔？再说，买钢笔来做什么用呢？又不能当饭吃、当衣穿，善良得无以复加的中国老百姓一早就认定，洋人的东西要不得，洋人的玩意碰不得，弄不好会惹祸上身触霉头的。这虽是一种朴素的误读，但似乎也可以理解。便是我生在那样水深火热年代，自然也会笑不出来的。

1928年，上海市终于创办了我国第一家自来水笔厂，算是填补了泱泱大国只有毛笔不知钢笔为何物的悲催空白。

此后，什么“博士”、“华孚”、“金星”之类的品牌才接踵而来，先后呱呱坠地，落地生根，开花结果。

至于铅笔，早已伴着1919年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的发生而由西欧和日本等国输入我国了。上世纪30年代以前，我国的铅笔市场几为洋人所垄断，国内行业空空如也、乏善可陈，根本没有一个像样的自主品牌和产品值得点赞。铅笔一度曾是中国笔业界的一个软肋，这也是无奈的基本事实。

五四运动是一次反帝反封建运动，也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事实上，五四新文化运动确实带来了文化的觉醒、发展与勃兴，洋人的钢笔书写工具因其实用性而成为知识分子和上层建筑都喜爱的书写工具，钢笔由此成为与我国的传统书写工具毛笔的有益互补，正是一软一硬、相得益彰。

东西方不同书写工具之间的“冤家聚头”、强烈碰撞，让彼时的文化界也颇为热闹了一番。鲁迅、胡适、徐志摩、郁达夫、茅盾、巴金、郭沫若等文艺大咖看到了钢笔的优点，他们正式接纳了新事物，并开始“软硬兼施”鹦鹉学舌般使用起钢笔这一既省时更兼携带方便的新玩意来，这些人一个个都是文坛巨擘、艺术大师，于书法一途，大多吃过“颜筋柳骨”熬制的“夜粥”，练过“欧体赵姿”的“童子功”，毛笔字写得有模有样，钢笔字自然也不会差到哪里去。譬如文坛硬骨头鲁迅先生，就是硬笔书法的身体力行者，他于1933年至1935年间在《申报：自由谈》专栏和《太白》半月刊上分别发表了《禁用和自造》和《论毛笔之类》等文章，极力宣传钢笔书写的优势，直接与那一帮子阻挠钢笔发展的所谓“国粹”维护者叫板、掰手腕，闹得甚欢。民国时期正是因为有鲁迅等一大批文人的一系列好玩动作，才从客观上对钢笔和钢笔字的发展起到了很好的传播和推波助澜作用，以此观之，文人们可谓功不可没。

1946年由美国雷诺公司生产的圆珠笔（一名为“原子笔”）开始在我国市场上晃晃悠悠、粉墨登场，圆珠笔一旦走入国门，就迅即占据了中国市场，成为硬笔书法新宠。包括钢笔、铅笔、圆珠笔在内的所有这些硬笔书写工具在我国市场的走俏和受国人的青睐，都为我国传统书写工具毛笔树起了杠杠的“对立面”，虽不能说是水火不容，但着实让我们的“毛笔”吓出一身冷汗，一种硬笔书法对决毛笔书法的时代似乎已开始来临。但吓归吓，软笔硬笔最终还是握手言和、和平共处，最终达成“软硬兼施”的融洽局面。

文化没有国界，艺术没有围墙，好东西终究会为人所识、为人所用的。硬笔就是其中一种好东西，硬笔书法自然也是书法之一种，没有人能抹杀它的艺术功能和形态存在，这是任谁也无法否认的事实。

三、中国硬笔书法近现代史上的重要事件

我国第一本钢笔字帖问世最早可以追溯到1935年，彼时，清末富家子弟、精武体育会创办人、爱国热血青年，集考古学家、作家、发明家、书法家诸多头衔于一身的陈公哲，在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了他的第一本钢笔书法字帖《一笔行书钢笔千字文》。陈公哲此举可谓开了中国钢笔（硬笔）书法的先河，意义重大，影响深远。风度翩翩的富家子弟陈公哲对钢笔书法情有独钟，他由此被中国书法界所铭记，也算是他自己的造化了。

陈公哲（1890年－1961年），祖籍广东中山，其父早年在上海经营“粤瑞祥”五金行，陈公哲是在上海出生的。成年后的陈公哲在上海的广东会馆中也颇有威望，这也许得益于他父亲的名气，富二代那是衔着金汤匙出世的主，别人羡慕不来。陈公哲15岁即参加健身球社，20岁时又参加了精武体操学校，成为精武体校的首批学员。尔后，他一直是精武的核心领导人，与卢炜昌、姚蟾伯有“精武三杰”、“精武三公子”之称。后来再加上陈铁生，他们就成了早期有名的“精武四杰”。

陈公哲早年曾就读于复旦大学，他精于摄影技术，初期精武书籍上的许多照片，都出自他的妙手，他与程子培拍摄了精武体育会的电影记录片5卷。1916年前后，陈公哲曾两度慷慨捐出自己的宅第、家产给精武会。为了精武会，他也是拼了，不断捐资散财，以致家道逐渐败落。还好，精武会于抗日战争前发展迅速，从上海到广州、港澳乃至东南亚、美国、加拿大等地都建起了分会，事业可谓蒸蒸日上。1920年精武会庆祝建会10周年时，孙中山应陈公哲之邀为精武会题写了“尚武精神”四字匾额，高悬于精武会馆门楣之上，孙中山甚至还为精武会建会10周年特刊《精武本纪》撰写序文，以此提振民族尚武精神。可以说，陈公哲一路走来，与孙中山交情匪浅。当然，孙中山对精武会也寄望颇深，陈公哲也颇受他的垂爱、青睐与照拂。民国7年，陈公哲编著出版了《测光捷径》一书，那还是他摄影技术的彰显，据说卖相蛮好，卖得挺火的。陈公哲还在精武书刊中发表过数十篇学术性文章，俨然一个大学者的身形。值得一提的是1923年，陈公哲还拜章太炎为师，从老先生学习过一段小学和书法。民国16年，陈公哲应孙中山之邀前往南京政府司职。民国24年，陈公哲书写并出版了《一笔行书钢笔千字文》，这是中国有史以来第一本可以查考的钢笔字帖，具有里程碑意义。尽管平日里习武，但陈公哲身上并没有太多江湖气息。尽管他研究学术，但他并不是一个单纯得百无一用的书生。良好的教育背景，使他身上展露出来的更多的是科学精神。中国人认定文武兼修已是难得的人生际遇，但陈公哲文武之外，更增加了科学的修养，他所处的时代，科学精神开始传入中国，而且科学没有像“文”那样分为诗词歌赋，也没有像“武”那般分武当、峨眉、少林，陈公哲因此得以如海绵吸水般广泛涉猎，各个方面均有颇高造诣。抗战爆发后，陈公哲举家迁居香港，此后潜心著书立说。1937年至1945年间香港沦陷，陈公哲遂迁回内地。战后，他曾游历于多个省份，并亲自执教书法。另外，陈公哲在考古方面也是成就斐然的，他是首名在香港从事考古发掘的华人，也是一位业余的考古工作者。新中国成立后的1953年，陈公哲在香港干脆自任精武会总裁，遍访南洋各地。1957年，67岁高龄的陈公哲还著有《精武50年武术发展史》一书，详述了他与精武会的关系，并应邀回国参加了全国武术观摩大会。1961年，陈公哲病逝于香港。斯人虽逝，然其精神永存，陈公哲的救国思想、热血举动，人们可以从他的传记《知行录》中略知一二。

说到硬笔书法，黄若舟（1906年—2000年）也是一个绕不过去的人物。从硬笔书法史来考察，黄若舟无疑是中国硬笔书法事业的拓荒牛之一。老先生早在上世纪三十年代末就编注了一部《通书》（后来修订时易名为《汉字快写法》），其中谈及硬笔的书写技法，颇受欢迎。数十年间累计印数已经高达2000万册，成为现代硬笔书法的重要范本之一，黄若舟也因此而成为中国硬笔书法的重要拓荒者和坚定实践者。黄若舟原名济才，江苏宜兴人，其楷书由颜真卿入，兼涉百家，他的大字颇具磅礴之气，为人们所喜爱。黄若舟精于行草，于《书谱》、《兰亭》、《十七帖》用力甚殷，他年轻时的作品妍美俊逸，晚年则趋于峻劲厚重。是一位成就卓著的书法大家。

书法大家邓散木与白蕉1949年3月合写的一部《钢笔字范》由万象图书馆出版，中央书店发行，这也算是一个硬笔书法事件了。这本书全面而详尽地介绍了钢笔的执笔方法、楷书的基本运笔方法和钢笔书写的具体笔法，甚至还精心书写了楷书、行书和草书三种字体的字范，是一本极为走心的钢笔书法教材，也是中国出版发行的第一本三体钢笔字帖，开启了硬笔书法的又一先河。如今，这本字帖已是黑龙江省博物馆的馆藏之一，70年前的封面已然有了沉重的历史沧桑感，但封底款式中依然可以看到二位老前辈的身影。窃以为，该字帖的价值确实远超今天一些所谓名家的硬笔书法字帖。书论家平衡在《邓散木白蕉钢笔书法字范》中说道：邓、白二人从事的钢笔书法创作“开私服之纪元，树艺术之别帜”。可以肯定的是，二位前辈书家使得钢笔书法从简单的实用，升华到了厚重的艺术境界，其对现当代硬笔书法的创作与发展的影响无疑是深远的。邓散木（1898-1963年）是上海人，在艺坛有“北齐（白石）南邓”之誉，邓散木数十年勤于艺事，黎明即起，锲而不舍、临池不辍，及至去世前几日，仍在孜孜不倦伏案工作，他擅长书法和篆刻，且诸体皆精，是个难得的全才。

上述三部硬笔书法专著的出版，颇受有识之士的欢迎与业界好评。由于当时的中国国力疲弱，国家陷于战乱，百姓活且不易，更哪有心思练习钢笔字、研究硬笔书法呢？不过，从我国钢笔书法近百年的发展史来看，这几位前辈的努力和榜样作用是相当明显的，值得记取。

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用浓重的湘音宣告了新中国的成立。此后，用钢笔书写生活和工作、抒写人生和命运，在我国各行各业逐渐占据了主导地位，后来几乎到了人人都写钢笔字的地步。有时候，长辈给晚辈奖励，老师奖励学生，或学友之间临别赠言赠物，以一支钢笔、一本笔记薄签上几行钢笔字作为奖品或纪念品，那也是常有的事。随着钢笔的不断普及，全国上下的文字往来，自然也都以钢笔字为主了。写钢笔字实际上已经作为一项不成文的规定，在社会上得到了最为广泛认可。

翻开1958年的某个片段，就能听到当年的周恩来总理在一次报告中指“书法是一种艺术”的闪亮金句，这是国家领导人层面对书法的认识了，值得欢呼。普通老百姓写钢笔字大多是为了工作、学习或信件来往。新中国成立后，国内不少书家都出版过自己的钢笔字帖，他们的暖心之举，无疑对促进硬笔书法事业的发展起到很好的推动作用。比如1954年，沈六峰就在上海文化出版社出版了一本《钢笔字的练习和写法》；比如1958年，黄若舟的《汉字快些法》在上海文化出版社出版；又比如邹梦禅出版的《三体钢笔字》、周稚云出版的《钢笔美术字练习》、林似春出版的《雷锋钢笔字帖》等等，这些钢笔字帖都有很好的示范意义，其作用不容小觑。直到文革爆发之前，可以说写钢笔字已经成为人们生活和工作的一部分，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

毋庸讳言，十年“文革”浩劫，全国上下乱成一锅粥，党、国家和人民为此遭到了极其严重的挫折与损失。这一时期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形形色色的大字报贴满大街小巷，城市和农村概莫能免。写大字报自然多用排笔和毛笔，硬笔似乎也就遭到靠边站的式微命运了。

无疑，“文革”对文化来说是一场大摧残、大祸害了，一切文化艺术无不受到巨大冲击。尽管形势如此严峻，日子如此荒唐窘迫，但是一些热心于硬笔书法的人，仍在不知疲倦地苦中作乐、默默耕耘。比如，1972年1月上海书画出版社就曾出版过陆初学的《钢笔正楷字帖——革命现代京剧选段》。现在打开孔夫子旧书网，你仍可以淘到这本旧书。1973年3月，该书第四次印刷时，印数已达745万册，以当代书籍印数观之，这简直就是个天文数字了。《智取威虎山》、《红灯记》、《沙家浜》等唱词选段尽在里头，横写的钢笔字有板有眼、有模有样，卖得不贵，但非常有收藏价值，读者诸君不妨买一本传之子孙。这系列钢笔字帖的出版，可以说是对那个时代的生动呈现和对那个时代艺术的一种顽强补充与极力反讽；又比如，1972年3月黄若舟、濮志英、顾家麟、陈进书等人在上海书画出版社出版的系列《钢笔行书字帖》，该丛书后来一版再版，畅销不已，印数也近乎天文数字，完全可以视为中国硬笔书法的一个当代奇迹，中国硬笔书法顽强生命力，在此再次得到了顽强而具体的彰显与认证；还有就是浙江书家俞建华用硬笔书法在《工农兵画报》上抄写连环画文字脚本的做法，他一抄就是十年之久，这简直就是硬笔书法的当代传奇故事了。

凡此种种，无不证明这中国硬笔书法不屈不挠的硬朗的抗争精神、实用品质。

四、中国硬笔书法在改革开放四十年中的文化地位

文革结束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于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在北京召开，全会的议题是讨论把全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

十一届三中全会结束了粉碎“四人帮”之后两年中党的工作在徘徊中前进的不利局面，实现了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历史的伟大转折，这个转折是全局性的，也是根本性的。全会实现了对思想路线、政治路线、组织路线和系统清理重大历史是非的拨乱反正，恢复了党的民主集中制传统，做出了实行改革开放的新决策，启动了中国农村改革的新进程，经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一起抓，将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引向健康发展的道路，揭开了党和国家历史的新篇章，使我国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中国硬笔书法事业也同样开始进入了崭新发展的快车道。这一时期，最具代表性的硬笔书法人物就是庞中华、田英章、梁锦英等人。

俗话所说“字如其人”，那是有依据的。写好字可以说是社会文明的标志之一，也是每个人的文化修养和精神气质的一种综合体现。在强调素质教育重视传统文化的今天，大力倡导硬笔书法，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文化学意义。改革开放后，中国硬笔书法如雨后春笋，得到前所未有的发展。

不久前，中国硬笔书法协会主席团常委、湖北省硬笔书法家联谊会执行主席柳长忠先生到访佛山，在谈及中国硬笔书法四十年的发展、忆及那些年那些人那些事时，我俩不禁心潮澎湃、感慨系之、嘘唏不已。这次深谈，让我再次切实感觉到了中国硬笔书法顽强的生命力和独特的艺术魅力。

据柳长忠回忆，1980年庞中华的《谈谈学写钢笔字》由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后，迅速风靡全国，一版再版，开了改革开放后首位从理论到实践全力推介中国硬笔书法的先河，是一个值得铭记与点赞的重大书法事件。上世纪八十年代“庞体”钢笔字出现以前，大多数人对于钢笔等硬笔字的书写多是为了实用，甚少在艺术性方面进行有益尝试。庞中华钢笔书法秀美、工稳、挺拔，既实用又美观，开创了中国现代硬笔书法艺术的神话开端。1980年，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推出庞中华的第一本硬笔书法字帖《谈谈学写钢笔字》，该字帖一面世，即受到社会的广泛关注，畅销不衰，累计印数已超过1800万册，成为新时期中国硬笔书法的一个真实“神话”，庞中华本人也是一举成名天下知，从此享誉硬笔书法界，成为中国硬笔书法标志性人物。2009年，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评出“新中国60年中国最具影响力的600本书”，入选名单中，庞中华的《谈谈学写钢笔字》赫然在列。随后许多年，出版社又推出了一套临摹与收藏并举的“庞中华硬笔书法经典字帖”丛书：《谈谈学写钢笔字》（修订版）、《庞中华楷书规范字帖》、《庞中华行书实用字帖》。将庞先生关于现代硬笔书法艺术技法的讲解排在前面，其后为楷书、行书、隶书、篆书、仿宋等体的常用字。《庞中华楷书规范字帖》保留了最为实用的笔画、间架、结构等练习，去除了一些过时的内容，收录了教育部审定的小学一至六年级语文课本（人民教育出版社版）的全部生字，更适合小学生使用。《庞中华行书实用字帖》常用字和作品选登注重代表性，庞本人在书中细致讲解了行书的特点及练习方法，凸现了硬笔书法的艺术之美，该丛书讲述了书法艺术的历史、流变和发展，非常适合在校学生研习。《谈谈学写钢笔字》这本钢笔字帖可以说是二十世纪硬笔书法经典字帖之一。当然，艺术实践不能拒绝继承和借鉴，推陈出新乃是永恒的话题。毛笔书法的书写经验可资钢笔书法书写取法，庞中华在他的从书中透彻而实事求是地谈到了这一点。

庞中华1945年10月生于四川达州，1965年毕业于西南科技大学地质勘探专业。他是我国当代中国硬笔书法事业的主要开拓者之一，是家喻户晓的著名书法家、书法教育家和诗人。现在仍兼任中国硬笔书法协会的终身名誉主席。庞中华曾当选为第八届全国政协委员，声望盛誉是其他硬笔书家难以望其项背的。自1980年以来，庞中华有100多种字帖和专著在海内外出版社出版发行，其中最有名的代表作就是这本《谈谈学写钢笔字》。另外，庞还出版了《庞中华钢笔字帖》、《庞中华现代硬笔字帖》、《庞中华书法集》、《庞中华诗抄》、《庞中华散文集》、《庞中华电视讲座》、《庞中华人生感悟》、《硬笔书法简论》等，主编的书法教材包括《硬笔书法普及班教材》、《硬笔书法高级班教材》、《中老年人硬笔书法教材》，以及适合中小学生课堂使用的《写字课本》、《写字字帖》、《书法艺术》、《庞中华快乐练字》等，据不完全统计，其图书总印数已突破1.5亿册，加上那些非正式渠道的出版物，总数估计已超3亿册。庞中华作为硬笔书法教育家，他还曾多次应邀在央视、中国教育电视台开办过《硬笔书法讲座》、《庞中华硬笔书法艺术讲座》等，听众以千万计。另外，庞还创办了“庞中华硬笔书法中心”及“庞中华硬笔书法学院”，迄今已培养学员超过130多万人次。庞中华的硬笔书法清新秀逸，各体兼善，自成一体，被硬笔书法界誉为“庞体”。他所独创的“快乐立体教学法”可谓享誉海内外。除了研习书法，庞本人还长于诗文、音乐等，是个小有名气的诗人。海内外舆论界甚至称庞为“中国当代硬笔书法第一人”，这或许并非过誉。

此外，庞中华致力于硬笔书法的教育普及工作，除了在国内作育桃李栋梁外，他还在德国开办的中国孔子学院任教，弘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用一种“快乐教学法”教那些老外练习中国硬笔书法而广受欢迎。社会对庞中华评价颇高，风靡中国的硬笔书法热潮，可以说始终与庞中华的名字连在一起。庞中华就像一颗熠熠生辉的璀璨明珠，深受广大群众和青少年朋友的喜爱。在中国书法的艺术长廊里，庞中华为硬笔书法竖起了一座意义非凡的丰碑。

柳长忠那天跟我谈到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与庞中华有关的一些趣事时，让我大开眼界。他说他当时在湖北大悟县还是一名团干的时候，有一天他到书店买到了庞中华这本《谈谈学写钢笔字》，简直如获至宝、爱不释手，从此他就迷恋上了硬笔书法，且一发不可收。1982年共青团浙江省委下属一个杂志《浙江青年》举办了全国青年钢笔字比赛，柳长忠获得三等奖，他高兴得不得了，于是就萌发了要去见庞中华的冲动。当时全国报刊都在推介庞中华，柳长忠千辛万苦淘到了庞中华的地址，于是，二话没说就赶到离大悟县很近的火车站（广水站），花三毛钱坐火车车直接去了河南信阳，并在信阳东方红大道131号地质大队家属院找到了庞中华。他说，庞老师当时穿着工作服，生活并不富裕的他也不吝啬，就拿出珍藏的酒，炒了几个小菜，二人就边聊边喝起来。柳长忠向庞中华汇报了自己如何喜欢钢笔书法并如何带动身边的人练字的事，受到庞的称赞。彼此相谈甚欢，大有相见恨晚的感觉，直聊至夤夜乃散。

及今思之，柳长忠仍感慨万端、不胜唏嘘，他说那时候青春年少，为了硬笔书法，简直到了疯狂的地步。

1981年春，上海书法家沈鸿根与叶隐谷、林似春等率先在上海创办了“晨风钢笔字研究社”，普及提高硬笔书法艺术。该研究社旋即在上海和平公园举办了全国首届硬笔书法展，在众多来稿中选取一百幅作品在上海、无锡、苏州、连云港等地巡展。巡展反响很大，沈鸿根旋即被邀请到巡展地多所高校和文化馆就硬笔书法进行讲学，颇受师生们欢迎。随后，沈鸿根又陆续出版了《中国钢笔书法艺术》、《钢笔快写》等字帖及硬笔书法研究专著，较好地推动了硬笔书法事业的发展。

1981年我才11岁，然而因为爱写钢笔字的缘故，已糊涂乱抹、操觚有年，对庞中华、沈鸿根等硬笔书家耳熟能详。1991年参加工作后，缘于诗文，我与沈鸿根成为非常要好的忘年挚交，彼此鸿雁往来这许多年里，时在念中。2014年，佛山市硬笔书协成立时，已经70多岁高龄、腰腿不便的沈老还特地从上海赶来佛山为我撑场、站台，这让我惶愧不已、感动不已。我与沈老把臂谈诗言书，愉快回首当年，可谓感慨良多，彼此内心甚至生出一种仿如隔世之感来，直叹硬笔之爱，真如红尘苦恋，断非一两句话说得完的。

不得不说的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前期的三次硬笔书法大赛，想起的巨澜，可以说席卷起了硬笔书法的三次狂潮。大赛很快使硬笔书法成为全国性的一项群众文化活动。1982年，浙江团省委及其下属的《浙江青年》杂志社有鉴于当时社会上不少青少年受文革“读书无用论”的遗毒影响，不重视对传统文化的学习，也不好好写字的情况，为扭转这一不良社会风气，提高青年朋友的书写兴趣和能力，特举办了“青年钢笔字书法比赛”，“钢笔字书法”遂被作为一个概念首次提出来。那次赛事活动可以说是首开了全国先河。当时《浙江青年》杂志社领导陶松锐、杨建新等很有战略眼光，也很有文化情结，仅一个多月时间，大赛就收到全国21000多人的参赛作品，一批书林新苗得以涌现出来，天津王清玺、上海的顾仲安、浙江的任平就是那次大赛的一等奖获得者。1984年，《浙江青年》杂志社受团中央宣传部的委托，举办了“全国首届青年钢笔书法比赛”。这次大赛引起了社会的更大关注和轰动，吸引了全国许多青年朋友参赛，共收到国内及旅居欧美的许多华侨青年的作品，作品总数达30多万件。庞中华当时是唯一一个评委，他在杭州工作了一个多星期才完成整个评选，此次大赛，任平、王正良、商伟、顾仲安、唐超良、倪伟林、杨汝伟、邱明强、张月朗、李雁春等十人获一等奖。柳长忠当时22岁，他获得了二等奖，当时《浙江青年》杂志社给柳长忠也发了份邀请函，柳与庞中华得以再次见面。颁奖仪式是在杭州省群艺馆举行的，奖品是一台电风扇。此次大赛的获奖作品后来也结集出版了一本《中国钢笔书法集锦》，风行一时。

在两次大赛的基础上，浙江省于1984年冬成立了“中华青年钢笔书法协会”，事实上，彼时的杭州已经成为当时中国硬笔书法的一个中心。《浙江青年》（后改为《东方青年》杂志）的两任总编辑杨建新、陶松锐以及书法家倪建中等为大赛的举办、协会的成立和《中国钢笔书法》杂志的创办可谓呕心沥血、竭尽了心力，值得铭记。1984年，日本现代硬笔书法学会会长柴田木石应邀访问杭州，当时正值“全国青年钢笔书法大赛”揭晓之时，日本书法家与获奖者们一起举行了硬笔书艺现场表演，活动震撼一时，日本客人还参观了“中日青年友好钢笔书法展览”。柳长忠对日本书法家的硬笔书写工具印象颇深，他说各式各样的硬笔书写工具他那天都看到了，日本人的硬笔书写工具顿时颠覆了他和庞中华及其他诸位国内硬笔书法人的“三观”，原来硬笔书法可以用这些见所未见闻所未闻的杂七杂八的“硬家伙”来写，硬笔书法还可以有这样的表现形式？

事实上，打开国门之后，大家见到了许多以往没见过的书写工具、书写方式和硬笔书法装裱方法。此后，庞中华等人身体力行，也开始了记号笔等多种书写工具来书写硬笔书法新篇章的探索。

1985年10月，由中华青年钢笔书法协会发起，与《中国青年报》、《工人日报》、《中国妇女报》、《中国青年》杂志、《中国妇女》杂志、《中国钢笔书法》编辑部、《东方青年》杂志（前身为《浙江青年》杂志）等媒体和上海新华（永生）金笔厂联合举办了“1985年中国钢笔书法大赛”。这时候才算正儿八经的提出了“中国钢笔书法”这个正式概念。那次大赛由中国书法家协会主席启功先生担任组委会主任兼评委会名誉主任。大赛没有年龄限制，参赛者范围更广，共收到参赛作品100多万件。庞中华当时是评委，那段时间杭州市邮政局每天都要派一辆面包车专送那些参赛邮件，大赛办公室忙不过来，就组织浙江大学、杭州大学、浙江丝绸工学院的一批书法、艺术老师参与初选工作。最后，大赛在北京举行了隆重的颁奖仪式。柳长忠告诉湖北省博物馆的张秀参赛消息，张的楷书获得了特等奖，时任全国政协副主席杨成武、国家教委副主任杨海波、团中央书记李源潮、全国妇联党组书记王立威、中国文联党组书记陆石、中国书法家协会副主席陈叔亮，著名敦煌学专家常书鸿等领导欣然应邀出席了盛况空前的颁奖大会。来参加颁奖会的有七旬老人，也有八岁稚童。央视、新华社、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等全国各地数十家大小新闻媒体对此作了大篇幅的宣传报道，“中国硬笔书法”一词一时成为炙手可热的全民皆知的关键词。此次大赛影响深远，为一时之最；1986年，中国现代硬笔书法研究会等组织联合举办的“中国汉字硬笔书法大赛”是前三次大赛的一个有效延续，参赛者达数十万之众。那时候，除了全国性的大奖赛之外，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甚至不少市县也开始掀起了硬笔书法的热潮，各地纷纷举办了各种硬笔书法比赛。一些军营、警营和各类大中专院校也开展了不同层次、不同规模、不同级别的硬笔书法比赛。通过比赛，挖掘和培养了一大批硬笔书法才俊，这些中坚力量对推动我国硬笔书法事业不断向前发展起到了不可或缺、难以替代的生力军作用。

1985年5月，经国家新闻出版总署批准，全国首本硬笔书法专业性杂志《中国钢笔书法》在浙江呱呱坠地了，这本由启功先生题写刊名、共青团浙江省委主办的硬笔书法杂志的诞生，在中国硬笔书法史上具有非凡意义，是一个标志性事件。杂志对弘扬中国传统文化、提高全民族文化素质、提高人民群众尤其是广大青少年的汉子书写水平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杂志主要栏目有：名作欣赏、焦点论坛、书苑谈艺、古帖新临、百家言、书法人生、名家名作、艺苑茶座等。杂志至今已经编辑出版了210多期，总发行量已逾1700多万册。该杂志作为宣传中国硬笔书法艺术的重要阵地和联络全国广大硬笔书法爱好者的桥梁纽带，作为进行硬笔书法教育的课堂，作为培养硬笔书坛新秀的摇篮，作为推动和组织钢笔书法事业前进的基地，起到了非常重要的示范性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