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了米王，来了倪黄

小  舟

随着一声“能走多远”的疑问，似乎醍醐灌顶般地让人们觉醒，觉醒的人们迅疾地犹如弃儿般丢弃了米芾、王铎书风。向米、王潮水般涌去的人群，又退潮般的隐去了。后来人士的更替也正像我们所担心与预想的那样，就将这持续时间较久的书风推向了历史。近一两年来混乱的书坛因盟主的控制力的式微而有割剧趋势。然而，中国人向有跟风、扎堆的习惯，那么惯性使然的书坛又将选择哪些命题为他们追风的目标？我的臆测下一个流行的目标是倪、黄，即倪元璐鸿宝、黄鲁直庭坚书风，原因有五：

一、“求变”早已是书坛的主题，如今之变何其难哉

“生冷僻”之求是新时期书坛的主要流行要素。每一种书体几乎都在流行的过程中充当过一定时期内过客般的载体。所谓民间的书风不正是求生、求冷、求僻的佐证吗？那么什么又是这些风气的催生剂呢？那就是陈方既先生所言的急于求成、急于求售的心态，所以走马灯似的流行过程，一浪比一浪更高的风潮正是见证着书坛的每一个足迹。在书坛进入了后英雄时代的今天，这种纯乎在技法与偶然的创新中寻找一种“求售”的效果也不能让人担心实际价值了，那便是庞大的队伍中湮没了无数才子，任你定力如何！

首先是风格的定位越来越让先行者占据了山头，每一个风气在他形成之初，总是有无穷的新鲜感，他的生命力来自于书坛近年来对制作的膜拜。曾翔曾云：“你用几年的功夫临习古人的书法，不如你用很短的时间去研究字的结构。”这种简单的总结终于道出了书坛捷径的秘密，即从原来的偶然效果向必然结果的深度思维成了字不惊人死不休的写照了。那么对于变的效果的认定便由以前的所谓“二王”等列的经典系列，变成了新的灵感的刺激物。出新、求售的唯一途径是学习、复制、组装名家的某一个字。提示或暗示这捷径的人，的确看透了书坛这几年的把戏。引进工艺美术无疑是书法进步、与时俱进的最佳诠释。然而如今的受众发生了极大的变化。许多十几年如一日追风的人们，在整理自己无数的获奖证书、入选证书时，仍感提笔难成字，字字恐成“隆”，“隆”，克隆是也。

其次，几十万大军拥挤的书坛，撞彩般的各种活动。像秦始皇阿房宫的数千佳丽一样，伸出了脖子，希望露出自己最有魅力的部位，期冀于帝王的垂怜。以前这些被动的羔羊般的受众，根本就没有自己的话语权，他们只能通过“乡音”的共鸣来换取一些就近的路线。那么强化成功与偶然成功之间毫无区别的等待让多少人在焦虑中艰难度日。他们在揣摩“乡音”，他们在调整自己的方向，随着年龄和失败次数的增多，这些人便像那些炒股赔得一塌糊涂却整日论股说市的人们一样，变成了煸动新生人群继续撞彩的师者。像绍兴师爷那样进入了一个新生的语系。他们由求生》生的群系，变成了研究生、发现生、制造生、推广生的学者。在气象结式的窗口上发现了自己的位置。求生的疲惫，或“克隆”的失灵，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可以能使他们心灰意冷。求生就变成了残缺的追求。

再次，随着近年“流行书风”各种展览活动的举行，惯于炒作的房地产商人把他们的策划房地产的那一套策划方式在书坛小试牛刀，便取得十分可观的社会效益。一是给企业披上了文化的外衣，二是统一了除传统书法以外的所有现代流派。流行书风几乎担起了与中国书协各种展览分庭抗礼的社会功用。他们的路子是先在既成的“名人”圈子里作再次的强化，继而扩大自己的胜利果实，逐渐增加为数并不多的所谓“新鲜血液”。不多的名字在强化炒作中沿用了房地产炒作概念的营销手法，给很多经济实力雄厚的社会活动家提供了市场，提名变成了“让我的新的书法名家，教你认书法，什么是好的书法作品，睢这就是”。流行书风的佳作不断，与名家的再度展示，给书法的艺术化、章法的多样化、墨法的无尽发展作了示范式的推介。无庸置疑，流行书风的统一为中国书法的创新与发展提供十分可贵的途径，也为市场化及市值、货值进程提供了标尺。流行书风的“从业者”已经相对固定，他们早逾越了人们担心的住笔为形的大胆的产物这样既有概念。他们也早就从日本书法的范式中勇敢地走了出来。他们的风格越来越向秀、谐的目标走去。更为可喜的是，他们已经在既有的程式之外寻找自己另外的套路。那便是再次对传统的探求。凭借他们笔法的实力，章法的老到，很快便在经典中游刃有余地实现自己的理想了。巧妙地栖息在流行与传统的张力中间，使许多已成名但并不著名的书法家看到探索的路径。

还有，如何说流行书风是以篇篇不同、幅幅不再来定位的话，它的每一幅作品便是独立的符号。可是我们以最原始风格辨识方法去剖析已获大名的王镛、何应辉、邵岩他们的作品，仍然不难发现相同的烙印。那么消失在无限重复的民间书风却不得不让我们困惑起来：那就是如今的新派，那些悄然从河南、河北、甘肃一带兴起的暂时仍未被统一命名的新派书法，这些“结构派”书法无疑是抓住了中庸这个老祖先留下的审美惯性，无疑近几年来书坛欣然接纳了这些结构派，他们发端于某个人的也许就一个字、或一个形。如曾翔的框式结，而迅速地流行无根的飘流群落，这些人肚子里有大量的奇竖怪横，枯撇、滞捺，也许还有一类似乎需要推广的偏旁。提笔便不差，落笔便不俗，要找他们什么大毛病，什么也找不出来。可是这问题就出在没有毛病上，盖上了名字印章，也就分不清张三、李四、王麻子了。雅的、高层次的千人一面，而又未被最大风潮所接纳的，在推广上有着未走到极致的缺陷。

 

二、中国的教育模式正在催生新的追求目标

中国书法的教育团队已经达到了突破历史上所有时期的最好时期。书法教育的规模之大，层次之高必将迅速改变目前书坛的竞技场上的游戏规则。保护他们，扶持他们将在很短时期就话语的问题进行新一轮的争夺。中国书法二十余年来话语权发生了四次转移，一是由比赛中的选拔，当时应该是最公正的竞技方式，书坛当今的中坚实力派书家大多来自当时的认定；二是各地公推出一批代表着地域差异的地方名人，强制向全国推广；三是成长成名在建国以前的著名老书家们的学生们在与他们的合影中，从距离最近的有一类作品血缘的路途中走出的书家，在人们当年有限的认识书法的认同感中迅速蹿红的书家；四便是官方的意志代表者，凭借自己的认知程度，在相对的公信力具备的书家中选定的那些评委群落，在相对公正的具有市场真正游戏规则的语境中遴选出的各种国展中，单体、单一制式的展览，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评委意志相对集中的操作方式，便产生了认知惯性。这种选拔方式近年来虽然在不停地改革中，但往往都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有时甚至衍化为个人恩怨的骂街场。高尚的争论、纯粹性都引起了质疑。那么什么样的模式，什么样的成名模式、成功模式才是最好的呢？中国靠洋伯乐来认定我们的人才的时期过去，一夜成名的机率少了，顿悟的成功已经被渐悟的方式所取代，那么目前书坛正在酝酿着新的游戏规则也即将诞生。

回忆沙孟海、陆维钊、诸乐三在浙江美院招回了五个研究生。他们是陈振濂、邱振中、王冬龄、朱关田、祝遂之。这五位除来自江西的邱振中而外，其余均来自浙江。他们几乎都是师者和论者的代表，首先成就了学者的威名，都在履行着师者和论者的功用，在他们各自领域里已先后都取得了极高成就。当然也赚取了相应的荣誉与尊重。他们都在肩负并完成使命般的努力着，他们都是拓荒者。至如陈振濂，书法科普般的铺天盖地的推广，不放过当时任何一片土地和任何一种途径。在中日书法的比较研究、日本书法的推介方面可以说是深入到了泛滥的程度。邱振中后起的理论，和与王冬龄异曲同工般的探索与造神过程，给每一种神话都有了合理的说辞。朱关田的唐代书法史研究，残忍而冷酷，叫我们便对唐代遗墨产生了抹出断代史的疑虑，除碑以外，墨迹部分的认真考证，让本来最辉煌的唐代书法史在他的笔下竟然书本也越来越薄了。祝遂之在中国美院影响着未来很多人吃饭的途径。

李可染招收的国画研究生中，有一个无心插柳的王镛。这个书画印全材的奇人，人称当代齐白石。他的出现影响了整个书坛的审美取向，虽然流行书风的兴起与日本书法的拿来有着极大关系，当年郭子绪与沈鹏将日本书法介绍给国人，以及后来陈振濂的系统推介都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但真正捣毁书法的审美惯性的第一人无疑是王镛。而且因了灵性相佑，使王镛顿时成了各流派都乐于接受的待遇殊异的特殊人物。他整理砖文，嫁接自己，诠释自己的书法符号、语言，顿时让平静的书坛上无数不知天高地厚的后生们提笔而成名，让也许可能说不清变成了先背定再释疑。王镛成了创新的代名词，他将笔法解散的尝试壮大了书法的队伍，这历史的贡献是谁也难以抹杀的。王镛以其特殊的阅历，特殊的地位与身份，兜售了灵性与才情，人们不得不将其时人数并不多的研究生身份、李可染研究生的师生之传、民间书法的高古雅化过程，十几岁便在京师获奖的传统功力等等一系列事情联系起来，那么这一个研究生的贡献就是书坛为数甚众的一个版块。当然，我绝对无意于说明流行书风的兴起全赖于他一人之功，但仍未退潮的流行书风于今已让他集万千宠爱于一身了。

以上五位研究生在目前书坛的地位已经是神圣不可侵犯了，以至于后来的黄惇、徐利明虽不同期，同学都有相应的成就。他们都是先以“作”而入，再以“述”而成名，继以“鉴”而领袖群伦了。“作”是成就艺术家的目标为宗旨，“述”、“鉴”是学者吃饭的家伙。所以系统学习，厚积薄发的他们明显地超越一些地域名人、江湖名人而位居其上了。

而今，多数高校的研究生队伍甚至师资队伍出现了奇怪而统一的倒置，越是文化较低的，他的创作本领越强，是因为目前我国选拔人才的方式出现了奇怪的现象，应试教育的外语门类将许多艺术家拒之门外，而让一些本来非书法学者们成了硕士、博士生。这些人为了文凭，文凭借外语过关而一路攀升了。我们绝不否认这些外语出身的人才将是以后中国书法学科走向世界的桥梁，这些文史出身的人才将是书法史更丰富、研究途经与方法更具细的一种纵深发展的契机。因为科普类以普及读物，因出道早的师兄、师叔们早就捷足先登了。所以系统的读物几乎没有了机会。考证、增补的任务也是他们不会放过的专利。那么多学科的杂合，比较研究，把中国的推上世界，似乎成了唯一的工作。

高校游戏规则：高校谋得一份有较高稳定收入的职业，越来越成为目前职场首选的美差。可是高校却有其相应的游戏规则，即职称评定与工资、待遇等一系列事情挂钩。而职称评定却与“成果”挂钩。成果包含了蓍述等一系列成份。而国展等一系列事件是与职评无关的，这便是近年来高校能顺利按照自己的既有规则运行的原因。高校在开辟的高学历的金字塔里培养着以时间为界限的人才。时间到了任务也就完成了。主要须解决的是入门难的问题，毕业则几乎是不成问题的问题。那么教师们主要是解决自己的职称问题，即解决成果这个硬件，那也主要是量的积累，由学校组成的职称评定队伍可以说对书法的现状及历史是知之甚少的，是神秘与不屑参半的心态。神秘是佩服学者们能从书法这一内容中挖掘出如此多的“宝藏”，不啻是带有一些政客学阀对写字的不敬畏——“会写几个字有什么了不起”的有力回击。安坐在如此规则的教授们安然的看书、写字、授业、解惑，不停地穿梭在各种研讨会、集中讲学、展览评说、新书评论的圈子里，替别人说一些矜持的褒扬的话。

1. 不平则鸣，谁要动高校这块蛋糕？

高校的书法师资是稳定的。但是随着教育的层次不断提高，随着高职这一职业的稳定收入，教育的目的就是教育，就业的选择首选教育，这一恶性循环便成了对这一蛋糕虎视眈眈的贪婪眼神。这些人有的是比老师更高的文凭，他们的导师们处在当时的局限里，大多是本科学历，大多人远没有政治家（各级）获取高文凭的便利条件和宽松环境，而有的便是教育领域里认可的成果。学生们在短时期不可能有更高层面的成果，所以目光便向其他比较容易成功的途径中寻找出路，寻找缺口，他们要异地、异校择业，需要光环，他们在校园里需要寻找校园外的成功基点，中国的无论那一行业，都在无休止的重复相互选择的尴尬局面。量的积累到一定的时候，不仅仅是贬值，可怕的是崩坏。

2. 移师角斗场，高校不能回避的成才之路

在过去的日子里，浙江美院因有游戏规则设定者的倡导，有许多以创新为由头的学生们一夜成名，但沉淀之后的实力书家毕竟少得可怜了。南艺也因为一段时间内有两个评委的缘故，出现了大嚣早成的先例。除此之外，书法专业的高校生远没有来自社会层面上的爱好者成功机率高。故尔，高校而直接成就书法名人仍然是一件难事。那么，随着高校招生互选的程度日益市场化，名校不能培养出名人，仍然是一种遗憾的事情。外面的精彩世界已经使许多两耳不闻窗外事的纯学者深入到了另外的领域里寻觅成功地喜悦了。名师=成名的老师，名实不能合一，不能互证的而今语境，让学子们把目光投向了窗外。他们将不能回避三步走的过程或方略。

第一步，分析、猜度、指导自己的学生去竞争各类国展，让他们在各类展览中一展丰采。可是谁都知道成功的机率是微乎其微的。

第二步，策划、制作、包装一些新的趋势。这一方略，当年张羽翔曾经尝试过，也尝试过制造名人，导演成功的喜悦。但是如张羽翔的创新是很我导师不能容忍的，因为手段是牺牲学生们几年寒窗苦读的功力积累的。这种不能展示他们教育成果的方式使他们不能容忍。

第三步，由自己或由自己的同行走上制定游戏规则的行列里，共同享有成功制造者的话语权，这才是高校学者书家们获取解释语权的唯一目的，而且目前的问题是存异的苗头过大，求同也难。谁调和了这样内讧局面，谁当然地成为领袖，中国书坛将就由谁主沉浮。

顺应潮流的领袖们，学者们，首先要对书法教育秩序的尊重、对众多以此为生的学者们保全他们的既得利益。起码保有他们的饭碗，那么现在已基本成形的书法高校教育模式，仍然是阶梯形，史论，书写一体化的整个过程，一位专本科学生三四年的学生经历是对整个书法史的咀嚼，按照学校的不同却相近的安排填鸭式的接受相近、相关类别的学问教育，对于笔法的训练则仍然依照着真草隶篆行的各种已认定为经典的书体进行基本的强化训练。这种功力与社会上十几年写一帖者比较起来，有博的优势，有厚积的优势，但却有制作的缺陷。虽然高校教育的成功是否与书法艺术家创造力等同，不能相提并论，每年数以千计的美院毕业生都成了名画家了吗？虽然不是，但名家里面终究是以美院毕业生占的比例为大。这却是尽人皆知的事实。画家培养与教育经过了几十年的法式，苏式引进与拿来，已经形成了模式化的可操作过程。几十年的师徒相授已经习惯了旧有的框架。改革也只是星星点点的变革而已。而书法教育仍然是由一些书法成就并不很高的教师承担着，而对于这一行业的管理者，自己也都是在臆想中，那么臆想相同的一点就是必须培养学生扎实的基本功，经典是如何写的，不必也不能越雷池一步。话到此，又不得不将六位研究生的情况再赘述一遍。

陈振濂毕业时，以米芾为基进行创作。笔划纤弱，功力不济，唯一看好理论，随着年龄的增大，书法才有了一点所谓的书卷气。相较于书坛的进步而言，书法创作是不尽如人意的。朱关田、祝遂之两先生刚出道时，几乎完全是乃师沙翁的临摹。后来朱先生将沙体草书删繁就简，盆景般的展示在世人面前。祝先生则加长了一些沙翁笔划，增加了一些柔韧性，也将其刚猛的雄强之风，进行了温和的改良。邱振中的大草是过关的，在中国为数不多的以大草为载体的书家中也毫不客气地占有一席之地。但如果我们翻开当年的作品来看，四十岁以前的邱振中从实力与名气上相校都不甚令人满意，远不如他的现代书法叫座、卖好。以“文字待考系列”而出尽了风头。王冬龄的传统书法是直取乃师林散之的，在美院的几年没有感染西湖边上沙氏书法特质，而是将林散之的草书由苍变润，由率变巧，由雄深而变轻柔。在当时是极其成功的，但不安份的王冬龄却在现代书法的领域里不断的挖掘出新的书法元素。并将其强制推销海外，虽然因水土不服又回来了，但悲壮的尝试还是令人敬慕的。王镛是以画家的身份挤进书坛的，他的书作在章法上就有先天的优势，又是新派，所以每一幅作品都会引起书坛的大地震。以上各位的成功与目前的书法教育情况是截然不同的，这里最根本的区别是：一，目前已经取得书法家认证机构认证的书家们已经有十几万大军，条条大路上几乎都遍布了父兄的足迹。各地的名人已基本排好了座次。二，如今的在校书法各类学子，其数量已达到甚至数千之众，无形中自己就制造了压力。入校与书家之间有了太遥远的路程。三，以老师的书法为基点在如今取法乎上的吼声中，国人没有哪一个老师的书作可以师法。流行书风的率意可以激发灵性，但过早师法就会得出“常谓不学可”的结论。而且他们在校学习过程真的要以工艺美术为主？不，所有的老师，包括王镛先生也会告诫自己在校的学生不要浮躁，要沉下心来，学学理论，练好基本功。

三、不去重复既往的流行，传统的领域里还乘了些什么？

稍有爱好书法的人，都会将中国书法的流行过程，二十年以来像裤子一样宽了又窄，窄了又宽的光怪陆离现象进行回味，得出一个实际的结论。没有流行的东西太少了。也许只有倪、黄的流行到了排队也该轮到的时候了。

书法家的基本素质要求已经到了一个新的起点。要求对各种书体同时把握，所谓技法过关已成了无须强调的基点。所以仍然停留在技法层面的花架子式书法已无法在为数甚众的书法群落中继续生存了。从书体的角度，楷书除却魏碑的承袭和楷书的行书化走势，在以展览为唯一载体的成功、成名机制上也就剩下了小楷。如果说有钟繇、写经、王宠的基本小楷笔法还一直重复着成功，如果说褚体楷书因其笔法上和气息上的文气仍有市场的话，那么这一枝独秀的魅力肯定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走向技法过关的命题范围。所以，唐楷的消失，与魏碑这几年的一直不看好仍会持续一段时日。

经典的二王行书及其米芾、文征明、唐伯虎、康里子山、赵松雪、王文治、沉尹默式的路线图，如今差不多划入了俗书的范围。以技法变化最为丰富的米式行书，在书坛上风光十几年，直到首届兰亭奖时仍有市场。之后我们的《米芾、王铎书风能走多远》一文一出，书界顿时响应，米王的集聚现象便渐行消失。虽然米闹们仍然沿着以米为基的几大名家仍在制作，而且年轻者越来越夸张米芾的欹侧之势，夸张一引起在米芾就已经变形到极致的笔划特征，扭妮作态令人作呕，但是作追随者众的社会思潮已经退去，这却是事实。除开米芾，其他二王系的行业都难免让人觉得笔划单调了。

唐代行书以颜真卿的《争座位》《祭侄稿》为最，兰亭序已断为伪，裴将军诗已无再创造的余地，欧行千字文等，茅盾先生曾巧妙地改良，但因变化较少，世多不用，虞世南的行书公主墓志要完全继承，除气息尚可外，笔法、墨法上可圈之处也不多了。宋代的苏行取法既难，一直没有流行起来，苏的结字是迟早要流行，但目前仍未到形成气候的时候。蔡及南宋陆游、范成大等书家直到元赵、明董的诸多行书特征，都因书札书风的流行而地毯式的为急于求售的人们所搜求、摹写。以至于近来清末民国的几位大家们都已经形成了庞大的流行潮。

魏碑是近十几年来的主流，虽然有孙伯翔等碑学大家，但碑学依然不能十分走俏。走碑的赵之谦、沈寐叟、何绍基等的影子影影绰绰地出现在各种展览中，但都因特质的过于明显，给改良他的继承者带来困难。像扬州八怪中的郑板桥那样过于突出的特征，使多少人走进去便出不来了。所以金农、黄慎们都有人摹写，原因是出入自由。

草书的领域里向来是少人问津的，但近几年学院、学校里不断传出向难进发的号召，所以行草书领域里向大草靠近的学子们越来越多。晋草的女性化，唐草的张杨中，张旭是那么不好把握，怀素的笔划以篆为草的单一，虽然所有的习大草者都尝试过旭素，无一例外感到天书般的困惑，也许是冷静的学子们已得不到酒的帮助故尔悟不出“颠、狂”的基本情愫，抑或者练就旭素笔法上的功力实在非一朝一夕事，所以临似已经不太现实，突破更是艰难。孙过庭的书谱已经流行了很久，做为草书门类将继续有它的开发者。旭素之后的唯一狂草大家也就剩下了黄庭坚。

明末清初的书坛震动，出了徐渭这样一位真狂真疯的行草大师。目前国内学其章法者众，然真正学到位而有创造性的除聂成文这颗“晨星”之外恐再难找出第二颗“晨星”。近十年来，王铎、黄道周、傅山的书迹几乎被日本、中国的学书者纷纷效法了。倪元璐却因为台静农先生一人独享其成就而向来少人问津。随着倪书、及台静农书法的大量返回，倪书的独特个性与魅力开始冲击人们的视觉。此刻，人们才蓦然发现这不正是这二十年来搜寻既久，也被遗忘既久的“邂逅”吗？所以，剩下倪书，也是流行之必然。

篆书、隶书、楷书向来不是书坛的主流。远没有行草书的群体庞大。其他的生冷如帛简，已不再是希奇的东西。远没有甲骨及其帛简出土时的效应了。另外，作为修养全面的书法家的看家本领似乎仍然是行草为主的。所以从五体意义上讲大草流行的机率也许就大一些。

林散之、沙孟海曾经作为两座高峰，影响了书坛很长一段时期，他们的弟子们目前仍然在书坛上呼风唤雨的事实，让人相信草书风光的无上。

四、向难是积累的结果，是对技法要求层面上的进步

近二十年书坛的实际取法，是近取师法的。如海上沈家军影响下的二王承继。沙孟海影响下的浙江书坛，傅青主及林鹏影响中的傅山之草，日本人简找影响下的米芾、王铎的流行，其基点都是由当代名人成名的轨迹中寻找所谓的近路捷径的，这根本的原因是大批学子们对自己整天高喊的技法过关仍无自信。对于过份高超的东西缺乏精进的勇气，如草书上旭素、青藤、林散之后继乏人，不能回避的是知难而退的结果。随着名家们不断的挑战自我，不停地否定自己既有成果探索新的出新途径，不满足于积字，侥幸地追求者们越来越向草书进发了。

创造与继承同步是书坛近来的实况，书坛上多年来一直谈论最多的事莫过于创新二字。可是书法的高等教育又在渐进的悟道中安排着数年的教学进程。除开流行书风的追随者外，系统学习书法者仍以习古出新为最多的群系。米、王流行之时技法创新是根本无从谈起的，只能是对积字的再积字。那么需要有一种非三角形的风格来，黄庭坚变化丰富的草书可以像沙孟海的行草一样，具有多变的潜质。结体上的大开大合，用笔上的似旭似素，气息上的文质彬彬，尽管黄庭坚也多次谈到自己饮酒作草书的诸多感受，但倾向于轻柔、舒缓、变化丰富的书写范式给了习书者诸多感悟。学其笔法，草书的基本线条特征不会有。浓淡相参的墨法特征了然于心。学习章法避让、穿插之法近于把玩，应手便得心，学习其结字奇伟中有平和，学其章法有可大可小、浑然一体的，可小幅长卷，洋洋洒洒的大制作效果，味其气息，有书卷之气，有禅静之气，有不平之气，有不得志的压抑之气，有看破世俗的练达气，文化人的坚韧之气，有难以施展抱负的无奈之气，有才高见妒不为世容的凄怨之气。他没有苏东坡那样的风光时日，当然他也没有苏东坡的轻狂与自负。他投在仅长他十岁的东坡门下，苏大师的光环没有带给他什么荣耀，相反各种不平的待遇却随之而来。他的悲惨来自于自身的折磨，他的悲剧来自这个社会的遗弃。他是江西诗派的领袖，他那崇尚典故的

这个连国子祭酒就干不安然的纯文人政治家，却做了兵部侍郎、户部尚书、礼部尚书兼翰林院士，他这个高官是在最特殊的时候拿到的——李自成、张献忠的义旗如海，吼声震天，国已不国，生灵涂炭之时，朝内已无人可用，朝不保夕，朝重夕杀，丧失了公信力的崇祯，眼看着大明这部陈旧的机器不再运作了，才玩起了这样的帽子游戏。

一六四四年二月，李自成攻占太原，倪元璐守京师，三月国破人亡。他手中仅握有大明瞬间的残破幻影。他与黄道周、王铎一起相约攻书。但他的书法活动远没有王铎、黄道周那样流传深广。他书画俱佳，但平天下成了他的第一追求，看看人家王铎“我无他望，所期日后史上，好书数行也。”即便做了贰臣，也许天天在家里读司马迁的《报任安书》是为了忍辱负重完成《史记》般的园史书上名书家的梦。再看看人家黄道周，在做了烈性男子，慷慨就义的同时，还不忘还了友人索书求画的愿望，断笔书才成了历史上的侠客之为“纲常万古，节义千秋，天地知我，家人无忧”。分明就是弹奏《广陵散》绝响的稽康那份慷慨啊。而倪元璐似乎死得窝囊了一些。在同年入仕，相约攻书的三人当中，最把书画不当回事的就是倪元璐了，而在崇祯朝做官最大的也是他。显然他也不是挽狂澜于既倒的大政治家，大厦将倾，大厦已倾，与他干嘛？如果像王铎那样，多活上十年，再去做个高工资的闲官，那该有多少书画作品传世了？所以这个不伦不类的倪元璐做书画家，似乎就没在圈子里混。当年的盟主董其昌就多次请黄道周为他的著作作序，但本身写得比较不错的倪元璐反而没份——他起码比黄道周写得好。及至后来，死在家里，虽然忠，但的确不够烈。走得早也就失去了再次炒作成名的机会。不过，我而今预测他的书体将大红大紫的原因不外有三：

一方面，抒情与大写意。张扬个性已经成了书坛的主流。但是如何张扬？亦儒亦狂应是他的主题。这就是尉天池、聂成文虽然在狂草的领域里将狂草又推进了一步。聂可能想走王镛的路子，打碎一切既有的草书符号，纯乎抒情的探索。也许过于大胆，让大批学者认可，除却他的图章以外，其他人如果以类似作品是难以面世的。尉天池用尽笔根之力，以竹管上倾的探索等笔划进行自己的草书尝试，与习惯性的笔管下倾正好相反。所以写起字来，飒飒作响，他吸取了一些陈白沙的笔法，加上自己已有的魏碑功力，进行了大胆的革新。但是以上二子的创新似乎都有过于大胆之嫌。当然，中国的艺术领域向来是将改革的任务交予已成名的艺术家来完成的，所以他们的强制推广过程与接受的强制性效果是明显的，加之他们二人都是书坛名宿，一方诸侯。人们普遍接受沈鹏的草书，除了中国书协主席这个职位的绝对优势外，儒雅是关键的筹码。故尔倪元璐同时代的张瑞图，国内有一两人继承他的斜画横撑、刚烈方折，不使这个脉络断裂即可。徐渭的狂放也不是一般人想学就学得了，如果张瑞图的难学是因为技法单一，易学难精，有学而无味之嫌的话，徐渭天书般的以行书结字而用狂草抒怀的书写方式以及他的放旷、颠狂的个性特征会使学者觉得老虎吃天，无处下爪了。王铎书法已经流行了数年，退潮了，黄道周的扁而媚是取法兴趣难以持久，除了小楷而外也有易于掌握的缺点。倪元璐则不去，他刚好是儒雅的，他的用笔中的擦、揉之笔却是他以前的所有大师所未用的，林散之的神来之笔，多以擦为主。擦、揉丰富的倪元璐的笔法，渴笔又增加行草书的抒情效果。加之他枯润合宜的中庸效果，改善了黄道周的随意，还没有王铎在枯润上人工雕琢味十足的卖弄，介于有意无意之间，恰到好处地安排与匠心，也是日益追求技法丰富的当代学子们心仪已久、寻觅已久的对象。

第二方面，高校的技法教育所选定的经典二王系列，市场行情并不看好。民间书法的雅化困难，不想在一夜之间让学生成名而捣碎高等教育神秘感的先生们选择倪元下璐，不仅有买股票、猜题般的闪亮之眼，而且也有博识、丰富、独到的指导意义。

第三方面，流行书风出尽了风头，流行书风从业的才俊们用尽了自己的聪明才智，但有一奇特风气悄然兴起。即他们也在认真的补课。他们也想将传统的东西把玩精熟，而求得两手都要硬。年轻的学子们无论他选择哪一种创作元素，新兴的书法群落，练就扎实的基本功已无须赘言了。所以写倪也许就能考核他们窗前苦练的成果。

五、洗牌、交权、有新的武器还是换药换汤

马啸在十几年前就讲到了书家贬值的事。可是随着他的呼声，书家非但没有贬值却在数量上激增，在质量上得到了空前的提高。书法作品价值也由当时百千元而变成了每平方尺百千元了。而且随着最近几年人员交替形成的暂时空白，给了无数的票友都有了一展风采的机会。风水轮流转，今年到谁家？从流行的混乱上来看，莫衷一是更加明显，从展览的结果看负面的影响日趋明显。割剧的局面开始出现了，新一轮的洗牌将随着掌门人的更替而渐次展开。

我当年都那么苦熬过来的，你想那么简单就一夜成名，没那么简单。无论是哪一次流行都推出一批赶潮者，这些索性就来个先成名后成实了。书坛的领袖终于有了上当受骗的感觉，那么固本、强根的基本要求将是洗牌的第一选择，新的掌门人肯要在机制进行重大的调整与改革，扎实的基本功，丰富的技法表现方式，继承与创新互现将是唯一的标准。

将混乱的局面统一起来，需要有统一的意志，我并不怀疑书法界永远都会百花齐放，都会有不同创新的旗帜飘扬着，他并不肯定只有这两个的东西变成唯一。但是不重复，要换药，同时换汤的事实将告诉我们，静悄悄的革命，将是领袖们翻破书史，可选不择余地不多的主题。

书法史进入了新的困惑。无论是创作的领域还是研究的领域。都因为有人的先入为主而变得主题迷离，深入较难，不是新辨误便是考据，像我人翻开清人书论除碑学的鲜活以外，已经论文跋语，缺少了鸿篇巨制的机会。当年创作这因为各个流派的关停关转而显得界碑模糊，是到了历史统一的时候了。也到了持志者与投机者分道扬镳的时候了。

走了米、王，来了倪、黄。这倪、黄的到来是格调的再提高的信号，而不是盲目集聚；是技法的再丰富与认祖、承传、发扬的再提示，而不是昭示着、指引着一个规律。书法在前进，在提高，在发展，从来就没有停息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