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位置: 首页 > 展览中心 > 展厅 
欧阳中石谈书法
发表日期:2015-01-03 21:46:00 来源:未知 被阅读[6798]次

《欧阳中石谈书法》书影

欧阳中石先生与当代书法教育

——《欧阳中石谈书法》后记

钱晓鸣

和家父同庚的欧阳中石先生一直视我为忘年交,每每到欧阳先生家就是京城最快乐、睿智的去处。因为爱先生和师母,所以留意着先生的著作,经过多年积累,竟然在冷摊上淘出了十几万字欧阳先生的旧著。所以本书大多是近30年前先生的旧著,那是个新的启蒙时代,欧阳先生则是从那个时代走来的一位文化大家。值此欧阳中石先生85周岁寿辰之际,本书是献给欧阳先生最好的生日礼物,祝欧阳先生健康长寿、学术之树长青!

历史不该被淹没,因为那时比现在认真、安静,有着对文化的敬畏、崇尚之心。先生坚持由我来主编本书,我有幸奉先生之命请到了著名的书法家、当代书法高等教育的见证人和笃行者金鉴才、秦永龙先生为本书作序。金鉴才、秦永龙两位先生既是卓越的学问家也是著名的书法教育家和书法家,他们专业而真诚的评介是认识和了解欧阳先生最好的钥匙,我想读者会和我一样对两位的序言导读心存感激。

我的后记旨在向几位前辈致敬,并根据历次访谈记载了欧阳中石先生学书的经历。

如果从1984年算起,欧阳中先生比较集中精力从事书法教育教学工作已近30个年头了。

“文革”结束后,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逻辑与语言函授大学聘请先生担任逻辑教研室主任,同时中国书画函授大学也请他担任了书法部主任。当时的校长是老革命、煤炭工业部副部长张超同志。逻辑函大最早隶属于中国逻辑学会下属机构,后来由学会直接主办。书画函大是中华全国老龄问题委员会出面筹办的。当年在北京文化教育界写书法的人并不是很多,欧阳先生开始应邀担任书法部主任,以后担任了副校长。该校的成立,受到了中央领导同志的高度重视,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负责中央书记处日常工作的习仲勋同志亲笔题词:“精心培育艺术新秀,促进书画创作的繁荣和发展。--为中国书画函授大学题 习仲勋 一九八五年五一节”。建国初曾担任过中宣部部长的习仲勋同志对文艺事业十分熟悉和支持,他在1984年给该校的创办单位中国老年书画研究会的信中指出:书画创作和展览“可以起到团结人民、教育人民、鼓舞人民的作用”。

当年重视书画,是作为拨乱反正恢复祖国优秀传统文化、继往开来建设四个现代化的时代议题来抓的。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的陈云同志特别提出:要向教育部门提个建议,小学要重视毛笔字的训练,要把大字作为小学的基础课,严格要求。

欧阳先生介绍说:当年的情况是,时代需要,但搞书法的人大多不愿意写文章。“文革”后,我人到中年,正是能写东西能办事的时候。同时,搞书法的有教学经验的也不多。这样就选上我了。

说起欧阳先生与书法的渊源,最早可以追溯到他童年时期。当时在家乡,他大嫂的哥哥侯钦文先生爱写字,写的是隶书,侯钦文写字时欧阳总是帮他抻纸,侯先生还写泰山《经石峪》。侯先生父亲侯西庵是一位著名大书法家,工楷书。后来欧阳上了私塾,塾师郭匡一又教他们写字。在家乡的时候,欧阳还跟着邻村一个寺庙的和尚武岩法师学过书法,武岩法师是塾师郭老师的朋友,也是一位大书家,写得一手魏碑。1943-1944年前后,欧阳15-16岁到济南读初中二年级,武岩法师也到了济南,于是他又跟着武岩法师学书法。武岩法师教书法很奇怪,每次他写了范字,让欧阳当场临写,不许拿回家临。有一次,他写了一个《兰亭序》中的“歳”字让欧阳临,欧阳看了半天下不了笔,不敢写。法师过了一阵来看,问欧阳,为什么不写?欧阳说怕写错了。法师道,不写就全对了吗?走吧!欧阳刚走到门口。法师叫道,回家不许写。欧阳这个把小时看得都把这字儿吃烂了,心想回家非写不可。就这样,反复看了一个钟头没下笔,回家一写,就和过去写得不一样了,写得像法师的了。从那时起,欧阳就深刻地理解了写字看烂了比写烂了强得多。法师越唬欧阳,欧阳看得越认真,认真看比不认真看强得多。法师教欧阳写字还有个规矩,他说,上我这不用带笔墨纸砚,用他的纸。但是,他的纸得买,一张一块钱,就是一个那当当敲得响的大洋。欧阳知道这宣纸,街上才卖一毛钱一张,当时欧阳自己在家写字用的是便宜的毛头纸。回家和母亲一说,母亲也不太愿意地说,去一次吧,下次不去了。欧阳再去时,法师就问,钱呢?他拿过来往抽屉里一扔,就给一张宣纸。以后欧阳嫌贵,不愿意去,母亲却总是主动拿钱催着他去。日后他才知道,课后法师总是把钱送回给欧阳母亲。这不过是吓唬欧阳的招,这招真管用啊,不这么严厉,不可能达到吓唬的目的,这么写与瞎练就是不一样。认不认真,用不用心差别太大了。读书写东西,不是傻学就行的,是要动脑子的。经过法师的启蒙,欧阳明白了。这算是欧阳学习书法的启蒙阶段。

20世纪40年代末、50年代初,年轻的欧阳曾和齐白石三子也是第一个继承书画衣钵的儿子齐子如先生成为忘年交,经子如先生引荐拜见了齐白石老人,有幸得到白石老人的亲炙,白石老人把笔墨交到欧阳手中愿招欧阳为徒,欧阳却道,我正在考大学,如考不上我会继续跟您学的,万一考上只怕就没时间跟您老学了。结果,欧阳考入辅仁大学后转到北京大学学哲学,这样就没时间继续跟白石老人学画了,欧阳怕误了白石老人一片心,就把笔墨拿去送还给老人。子如先生体弱多病,竟于1955年先于老父辞世,家人一直对齐老瞒着这个噩耗。2005年,在欧阳先生的大力支持下,《齐子如画集》出版,欧阳亲为老友题签、作序,向世人介绍这位被岁月埋没的杰出艺术家。

1950年,欧阳考入了辅仁大学哲学系,一年后辅仁大学哲学系撤销,欧阳等10位同学被选出转入北京大学哲学系,开始在沙滩北大红楼,1952年后搬到原燕京大学校园即今天的未名湖畔。在大学时,因为与吴小如先生相识,进而认识了小如先生父亲吴玉如先生。吴玉如先生是著名的学者,也是著名书法家。欧阳家住在东城区,吴玉如先生也住在东城。玉如先生和欧阳不但谈书法,还谈文学、戏曲。玉如先生曾担任过当时天津最好的教会大学津沽大学的中文系主任,他的古文功底雄厚,对文字学也很有研究。他的书法以行楷为主,秀丽多姿,即便到了晚年,他的字依然亮丽秀美。玉如先生的草书也很好,说起他当年是无人不服。玉如先生在书学上对欧阳最大的影响是书法理论。欧阳从幼年观摩侯钦文先生写字,到进私塾读“四书”,受教于武岩法师,文墨之事已经得了很深的教益,从中领悟到要学会一事,关键是思想的问题。回顾欧阳的道路,会发现他不管做什么都谈不上爱好不爱好的问题,首先是工作需要,干什么都是工作不是爱好,是形势的需要,客观社会的需要。他大学学的是哲学逻辑,毕业后教的是小学的数学。曾先后在北京通县二中、北京171中学教书,按教学需要教授过语文、数学、历史、体育、化学等课程。“文革”后,需要懂书法的教师,就去教了书法。

在欧阳的书法实践中,遇到的都是书法大家,欧阳深受影响。那一代大家,无论是书品、人品、学品在那个时代都非常了不起,堪称人之师表。就说吴玉如先生,他学问深厚,书法诸体皆能且精,很多人在学他。玉如先生是周恩来总理在南开的同班同学,中学时就因娴熟古文而受校长张伯苓的激赏,吴玉如先生被张伯驹誉为“晋唐之风,当代巨擘”。启功先生更尊之为“三百年来无此大手笔”,“自董其昌后无第二”。玉如先生有两点对欧阳影响很深,一是,他教育学生不光是教书法,还教如何研究文学,晚年年事已高,就基本上只写字了。玉如先生的书法理论是强调以“二王”为主体的书风正脉,同时他自己写字讲求秀丽,因此有人就说玉如先生的字有“脂粉气”。欧阳觉得不是,是秀气、文气,即便是晚年高龄,玉如先生的字也无老态,还是那么秀美。玉如先生以辞章之学为正业,写字只是日常的事情,非专务,这一点欧阳深受影响。再则,玉如先生不主张欧阳学他的字,他让欧阳以“二王”为师。过去欧阳临过他的字,玉如先生说,不要这样,还是学“二王”吧!所以,欧阳在20世纪70年代,有一段写字是学玉如先生的,到80年代,听了玉如先生的话,慢慢地写字就不像他了。玉如先生是位学者,他在书法教学上也强调学理,而非形似。现在社会上总说某某是某某的嫡传弟子,欧阳先生总是笑而置之,事实上,学得不一样,很可能也是得了真传了。

说起中国当代书法教学,北师大中文系教授启功先生是一位有力的推动者和实践者。欧阳和启功先生的相识很有趣,1950年欧阳在辅仁大学念书时,一次正在为“抗美援朝”募捐义演,在一出《击鼓骂曹》中欧阳扮演的是祢衡。启功先生正在那里帮忙画布景。欧阳一下场,启功先生就进后台(其实没什么后台,就是一个教研室的办公室)说要找祢先生,他们一见面,启功说:“我看您像一个人,像我的表叔呢。”“您表叔哪位?”“奚啸伯奚先生。”“啊呀,那是我的老师!”欧阳是奚先生的入室弟子,奚先生的自传是因弟子欧阳手抄备份才幸免失传的。启功先生虽然辈分比奚啸伯先生低,但两人年龄相仿,奚先生长启功先生两岁,他们童年时还在一个私塾书房念过书。启功先生是书画函大的积极支持者,他在该校成立的贺词中写道:“书画函校,奇效立奏,可以心领神会,胜于口传亲授。”

书法的兴盛,首先是时代的需要,“文革”中写大字报,客观上对全民学书法有了一个推动。当年欧阳大量抄写的毛主席诗词,相信现在很多人手里会有。

北京市书法热的兴起是在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当时写书法成了风。在北京众多的师范学校中,欧阳是为数不多可以直接拿毛笔写字的。因为欧阳北大毕业后在通县师范学校任教,师范学校是一直要求教授书法的,所以20世纪60年代,在欧阳和陈克聪教授主编的中师教材《语基》中专门有书法的内容,所谓“语基”就是语文基础知识的简称,包括书法、逻辑、以及语法、修辞等。“文革”后,张超创办中国书画函授大学需要书法教师,搞书法教学,要求既能讲、又能写,还得懂书法理论、诗词,这些欧阳都行。欧阳说:“不能说我能,但全不外行。”这也是时势选择了欧阳。

1984年中国书画函授大学创办,当1985年5月15日在北京举办开学典礼时,该校已有遍布全国的80多个分校和函授站了。欧阳受邀主持书法教学,当时第一批学员就达二十几万人,中国逻辑函授大学也有学员二十多万人。

1983年9月,欧阳主编的中国逻辑与语言函授大学教材《逻辑》一书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第一版印数竟达18万册,以后再版5次,每次最少印数10万册,最多一次达22.5万册。欧阳的老师、中国现代逻辑学奠基人、逻辑学泰斗金岳霖先生为本书题写了书名。金先生一生就为两本书题写过书名,另一本是为他的学生、留美著名学者、逻辑学家王浩的《数理逻辑概论》。

该书法教材以内部教材为主,按书体和书学各方面编写了系列书法讲义,其中欧阳撰写和编著的主要包括:《临池一径》(楷书)、《楷书浅尝》、《行书浅鉴》、《草书浅涉》、《隶书浅涉》、《篆书浅涉》、《篆隶草初阶》等,并特别编辑了一套包括真、草、隶、篆、行各体的字帖选,撰写了大量的专门文章。

除主导教材《书法讲义》系列外,书画函授大学还出过专门为学员辅导的书法方面的刊物,如《书法学习辅导》、《书画学习通讯》等各数十种教辅材料。书法系列教材的编写工作到欧阳当了中国书画函授大学副校长前已基本完成。当年,中国书画函授大学教材编写受到了社会各方的大力支持,编写者堪称是名师荟萃。

欧阳觉得,“文革”中写大字报为书法的普及创造了客观条件,使人们普遍认识到中国文字是需要书写的,“大字报”作为“文革”中“四大”之一在政治上已被否定,但在书法的推广上确实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那时谁都想字写得好一点,大家都追求文好、字好。而“文革”后,首先表现的是对文化的渴求,如饥似渴,文化成为了人们感兴趣的重要课题了,有人一倡导,马上就得到了群众的欢迎。

后来,欧阳在北京师范学院(现首都师范大学),主持为社会上的各界爱好书法的群众办大专班,实际上就开启了新时期书法高等教育之门。

书法进入中国现代高等教育,是蔡培元任北京大学校长时首先倡导的。1917年末,蔡元培成立了北大书法研究会,请沈尹默主持。1918年4月15日,蔡元培在国立北京美术学校开学式上提出,希望学校“经费扩张时,增设书法专科”。而第一位高校书法教育实践者首推沈尹默先生,沈先生20世纪早期在北京大学举办过书法研究班,但未能形成社会的共识;20世纪40年代沈尹默、启功先生在辅仁大学开过书法课,解放以后,启功先生长期研究书法教学,撰写了许多学术论文;再就是是潘天寿先生,20世纪60年代初,在中国美院(当时叫浙江美术学院)主管部委文化部的批准下,时任院长的潘先生在中国美院开设了中国专业艺术高校第一个书法本科专业,聘请了朱家济、陆维钊等先生为书法教授,并亲自讲授书法史。该专业在“文革”中中断招生,“文革”后恢复招生,并开办了硕士研究生班。20世纪80年代中期,在中国书画函大张超校长的倡导下,开办了书法函授,以满足当时社会的需求。

欧阳在首师大,是搞学科教育研究的,首师大重视这个社会需求,欧阳就受命办了大专班。当年北京青年人学书法的多,但多数都是青年工人,“文革”结束后,大多没有学历,学校为他们解决了大专的学历。以后就不断地完善了研究生、博士生、博士后等各层次书法教学,欧阳先生说:我本人也在这个过程中得到了成长。从此,书法教育成了欧阳的正业!

欧阳认为书法不仅是书写和文化的问题,更是文字的问题,也是个理论问题。现在书法从学科上经过大家的共同努力,从原来在艺术学科里面的三级学科,单独成为二级学科了,但即便是今后发展成为一级学科,欧阳也并不认为是到了头了。书学的研究管理体制,从首师大就走了很长的路,开始是在教科所,以后转到教务处、中文系,再后独立出来成立书法文化研究所,现在发展成为研究院。经过近30年不断地努力,今天欧阳先生的教学、研究团队迎来了两个成果:一个是全国中小学普遍开设书法课程;另一个就是在首师大成立了国家汉字研究基地。在这个问题上欧阳始终不认为是到头了。

汉字是比汉语更重要的的问题,人们思想交流最直接的是语言,受时间、空间的制约,需要记录成文字,以超越时空,文字的发明是人类了不起的创造,人类用文字创造了世界文明。曾经一度,在国际上和国内都很流行学习世界语,但今天已基本销声匿迹了。欧阳认为,世界语不可能,但世界文未必不可能!这个观点使中国语言大学和国家汉语办公室的同志感到很震惊。欧阳认为声音与客观事物是没有必然联系的,更多的是各个语言文化群体的约定俗成,换个地方就可能完全听不懂了。但是作为有形象的语言汉语就不同了,其中有一部分符号不用讲都能明白的,这就是图像的力量,因为文字形象的本身就对事物的概括和表现,形比音更方便认识。要感谢中华儿女的前辈,为我们子孙创造了这种图像、画画的文字,这种象形本身就具有了超越文化的自然交流能力。对汉字以形为核心的释读规律,欧阳归纳了两句话:“以形状物,以物衍深;组合会义,化合成文。”以此四句作为认识汉字的纲要。原来曾考虑过以部首为本来认识汉字,由于汉字经过现代化的变迁,部首的作用在弱化。欧阳说,教师总是希望把复杂的问题变得更为简单,这是真学问,这也是教师的天职,教师就是要把自己懂的东西教给别人。

谈到与书法密切相关的诗词学习和创作,欧阳与诗词的渊源可以追溯到少年时期。上中学一年级时,欧阳的老师崔复垣先生就教他们作诗,到中学一年级学校就成立了诗词社,欧阳是诗词社成员。崔先生的夫人繁育先生也作诗。欧阳上大学时,光会写古文,不会写白话文,是余嘉锡先生的研究生郭豫衡老师教他们学习写白话文。在中学时,欧阳编了生平第一本也是唯一一本诗集《幽逸轩诗文集》,欧阳的一位戏剧票友也是一个篮球队的队友李至善,是在政府里做打字员的,就帮忙油印了三五本,这就是欧阳“出版”的第一本书,欧阳先生笑道,当时年少轻狂觉得自己很了不起。这本诗集1948年就遗失了。欧阳的诗词学习是由崔复垣老师打的基础,以后先后受到顾谦、顾随、张伯驹先生的教导。顾谦先生是顾随先生的胞弟,主要教欧阳作诗,顾随先生主要教欧阳作词、曲,张伯驹先生教欧阳做对子即对联。这就是欧阳的学诗经历。

欧阳平生奉行“只问耕耘,不问收获”的宗旨,所以所著文稿、所写书法,手边概不留存。少年诗存《幽逸轩诗文集》在1946年失落于战乱中;一部40多万字花费十多年心血的《中国逻辑史稿》也在“文革”中被抄家后再不见踪影。至于欧阳的书法作品,从一些平时创作的小品到长达数千言的《老子》章草多已不在手边。而今,我做了有心人,积数年之功从冷摊上收集了欧阳先生在主持中国书画函授大学书法教学时撰写和编著的文章、教材,编辑成册,这是个十分费时费事而又琐碎的工作,但在欧阳先生的鼓励下,历时数年终于初步告成。鉴于欧阳先生的盛名和本书稿内容的扎实、实用,多家出版社有意出版,中国青年出版社的同志认为这些教材今天仍有利于广大书法研究者和爱好者的学习、借鉴,该社具有读者群的优势。为此欧阳先生全权委托本人主持编辑该书。感谢中国青年出版社的资深编辑、北京师范大学老同学程黧眉,欧阳先生和我本人开始只想编成一部旧文新集,她坚持要做成一本易于书法研究者和爱好者学习、使用的具有一定系统性的读本,为此,作为一位知名作家,黧眉还把她的业余时间投入到本书的编辑出版中,在内容编排上,她做了大量的工作。特别是由于这部文稿在编排中不断搜集到新文章,相应的文字也在不断修改中,致使编辑工作一遍又一遍地从头梳理,使得黧眉承受了繁复的工作量和巨大的压力,在此除了深深的感谢之外,也对她的专业精神致以崇高的敬意。感谢北师大校友李大钧先生为本书安排打印了大部分书稿。本书也承多位专家赵长青、陈洪武、解小青、傅振羽等在百忙中审读,并赐宝贵意见,在此一并表示由衷的感谢!

特别需要说明的是:本书汇集的文章是欧阳先生不同时期、不同场合、针对不同学生而言的文字,读者要联系到文章的背景加以理解。

限于编者学养和眼界,书中错漏难免,当然绝不是欧阳先生的文章不足,一定是编者的问题,敬请各位专家、读者批评指正。

2013年12月15日

谨识于京之望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