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不容争辩的事实是，自改革开放以来，书法的运作模式始终没有改变过，这对书法的现代化进程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中国的书法领袖人物的作用至关重要，可以说，直至今日的书法，其操控和运作方式始终是政治化而非学术化的。

     我们大致可以将其划分为周志高时代、刘正成时代、刘炳森时代三个阶段。周志高时代的重要标志是创办《书法》杂志和举办全国首届群众书法大赛。“文革”结束，一种操作简便又能极大满足人们表演欲望的艺术形式——书法便很快地进入人们的精神领域，各种身份的人掺杂在一起，最主要的一点就是官员层也贫民化地参与了。在这种时代，胆量与魄力是最重要的。周志高虽只有中专学历，但因处在上海书画出版社编辑的位置上，于是就和当时的一批海上书画同仁创办了《书法》杂志。创办之初的印数就达四十万左右，影响之大，波及面之广可说是前所未有。接着，具有更大影响的首届全国群众书法大赛拉开了帷幕，一大批至今活跃于当代书坛领导层的人物也就在那时脱颖而出。这两个举动的意义在哪里呢？就在于它确立了书法的“群众性运动”的特点，模糊了知识阶层与非知识阶层的界线，这在中国历史上也是少有的。

    在古代，平民百姓也可喜欢和参与，但不握有书法的话语权，一个人的书法成就必须通过科考制度的确认并获得相应社会地位后才能彰显出来。但随着科举制的废黜，“五四”时期提倡的是德先生与赛先生，对科技的向往取代了对文艺的热爱，于是艺术也被边缘化。而此时，只有用“比赛”取代“科考”，稍有差别的是原先科考时的文化附加值取消了，对书法的单纯关注成了惟一标准，这也就造成了日后的所谓“书家学者化”认识的产生。而我所选的三个人仅仅是符号和代码。因此，周志高时代发明了一种现代煽情手段，那就是书法大赛。由于周志高学识有限同时也缺乏一定的政治智慧，当然更重要的一点就是他并未处于政治的核心层面上，所以，他的能量很快就挥发一空。当时，北方处于权力集团的某些书法家及爱好者，很快就认识到在这种群众性基础上要加以权力统辖，于是，借助于北京首都这一政治权力中心之便，中国书法家协会作为领导阶层的隐喻性就应运而生。周志高随之被淡化，使命也由此而终结。这时，需要一个更加具有文化内涵，同时更具有政治手腕的人来使书法机器向最高速运转。于是，刘正成开始进入人们的视线。他所主持的《中国书法》很快就超越了上海的《书法》，牢牢把握住了书法的话语权，并随之慢慢地进入权力核心。他的作家身份以及对书法的聪慧的领悟力帮了他大忙。

    同时他很快发现周志高手中的煽情武器——“书法大赛”是件好东西，在无法操控“全国展”的情况下，自创了“中青展”，一届比一届办得红火，青年人的热情达到了空前高涨的程度，“中青展”在一定程度上压倒了“全国展”。在此基础上，刘正成还发明了一系列副产品，出《中国书法全集》，办“二十世纪书法大展”，探讨“现代书法”的可能性，并从《书法研究》的《中国书法文化笔谈》中受到启发，请各领域的专家学者来座谈，引起他们对书法的关注，并敢于投入“舒同书法真假案”的笔墨官司。同时，他还在全国各地培植新人，占据书协有利地位，一个个成为地方“诸侯”，他俨然是“盟主”，一呼百应。刘正成时代是将权力、学术、金钱、热情、艺术完美地结合的典范，也是书法高度泡沫化的时代，使中国书坛出现了“中兴”的局面，时间长达20年之久。在他那个时代人们几乎是“失语”的，几乎没有一个知识分子对他的那种方式提出过质疑，因为他将各种东西有效地糅合在一起。其实，他是将人们对自身利益的关注提到了首位，遮蔽了人们对其合理性、公证性的诘难。而同样，刘正成时代的突然终结是政治角逐失败而导致的，这一点他是始料未及的，同时，也反映了政治的影响力在艺术领域不容忽视的作用。通过他的事件人们开始认识到加强权力基础是非常重要的，各地的书协“宝座”之争此起彼伏，艺术的作用开始弱化，人们将地位与金钱看得高于一切。刘正成时代结束后又引出了他那个时代的艺术副产品，也是一种艺术梦想，他的一批追随者举办了一个由老板出资，有影响的书法家主持，特邀性质的“流行书风”展，并在全国引起轩然大波，也是刘正成时代的回光返照。刘炳森时代的符号性在于带有官员身份但对书法或一知半解或有极大爱好的人开始介入领导层。

    在艺术倾向上以更保守的姿态出现，刘炳森的一句“烂柴火垛”，将刘正成时代的一切试图创新的努力化为灰烬。刘炳森时代的操作者以回归传统为旗号，其实质是对书法本质的反动，书法又回到了起点。一切惟有书坛才具备的怪现象又不断浮出水面。而在操作方式上，将大赛的节奏加快，只要各地有实力举办由中国书协名义的大赛，申请随即批准，这种情况已类似于音乐笔会“同一首歌，走进某地”，这批官员几乎像赶集般地忙来忙去。“同一支笔，走进某地”已成了书坛反讽的重要符号。在这种主流状态下，书法艺术上纯学术以及纯艺术的探讨几乎变得毫无可能，书法制度的建设也就变得刻不容缓，人们期望能以一种更为明智而合理的方式处理书法事件以及书法实践。我们在思考书法的发展战略。由书法运动而催生的协会体制，既将广大书法爱好者有效地管理了起来，同时，又运用权力对每位书家定位。作品的艺术价值不再是惟一标准，论资排辈、论官定位成了重新洗牌的重要依据，什么样的职位决定了他作品的市场价值。据说许多画廊老板都有一张中国书协理事名单。有的省书协领导接过罢免通知，眼泪夺眶而出；还有的地方书协秘书长对来自外省市的书家或新闻机构人员说，你们以后要通知我，这是我的地盘。河南某地冠以中国书协名义举办的展览，获奖20多人均为有一定级别的领导。

    八届全国展的举办方将新闻机构的人像孙子一般看待，等等，不一而足。一种缺少有效监督机制，同时又缺乏公平、公正、透明的书法制度其实对当代书坛造成了极大的损害。关键在于，权力不再用作管理服务，而是用在了利益分配上，再加之民间的策展人制度、画廊制度、批评家制度的不成熟，所以，书协体制的权力泛滥已成了这个时代的重要标志。如果说，周志高时代书法仅仅是一种热情，那么刘正成时代书法则是一种狂热，而到了现在，书法已成为腐败的工具。各色人等，不问来历与出身一股脑儿往书法堆里钻，一是其操作简易，二是由于利益所在。这就是“书法运动”所引发的一系列后果，当然这期间不乏社会因素。在这种文化氛围下，书法要获得一种较为纯粹的学术性立场变得尤为艰难